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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送给别人，不要他归还还的。我有一种洁癖，看书有自己的习惯。别人借去，总是要有些污损。例如，这个书架上的杂志和书，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我都是装上封套，送给他们。他们拿回去怎样看，我就管不了许多。”有些书，他确是不轻易外借的，如《金瓶梅》。那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二十四册，两布函，他用五十元买来。早有人想借来看，知道他的脾气，不便直说，于是采用迂回战术：

“我想借你部书看。”

“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

“不。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

“那也好。”孙犁心里已明白几分，“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

对方也有些明白了，便不再说话。

他爱书，也是因时、因地而异。如抗战爆发后，大敌当前，身家性命尚且不保，何况书。那时，许多同志到他家去，打开他的书箱，挑选书籍，有的带走，有的油印流传，总之是增加知识，为抗战添一分力，他是非常愉快的。“文革”期间，是另一种情况，已如前述。“文革”后，他常送书给人，如韩映山、艾文会、李克明等，都曾从他那里得到赠书。甚至不认识的青年，也从他那里拿到过书。有一次，来了一位束鹿青年，从他的书橱里看到有《随园诗话》的复本，便欲索取石印本，孙犁很高兴地给了他。

书为聚散无常之物，他爱书，送书时也常常考虑书的命运。“文革”后期，发还他的被抄书籍后，他将所购石印笔记小说全数送人。他说，清代光绪、宣统年间，石印为新法，旧籍为之解放。那些石印书，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印刷史，书写也多是能手，有观赏价值。这些书如所遇非人，不知爱惜，反不如售之书市，以待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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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藏书，他细心到为后来人着想。在《书衣文录·梅村家藏稿》条下，记有这样的话：“后得者注意：此珍贵书也。不只定价昂，且经查抄者定为珍贵二等。同时定为珍贵二等者尚有：影印明本太平广记，明刊有抄配四六法海，新影印太平御览、会真记，流沙坠简，郋园读书志，以及宣统活字国朝书画家笔录。”①其中，影印明本《太平广记》，宣纸印，磁青面，雍容华贵，茅盾也在求访，因在书店登记时孙犁在先，故归他有。

前面说过，他的买书，是参阅《鲁迅日记》中的“书帐”的。他的线装旧书，见于“书帐”者十有七八，版本亦近似。新书则多为“书帐”不具，因鲁迅先生已去世了。这样看来，他的藏书既承续前贤，又有新的积累，是很具个人色彩的。

这位非常珍爱他的藏书的老人，几年前就考虑他的身后的问题了。

1985年国庆节（读者当然不会忘记，这一年他七十二岁，按照中国说法，下一年就是一个“坎儿”了），给他帮忙的人休息，儿子小达来给他做饭。饭后闲谈，他对儿子说：“你看，近来有很多老人，都相继倒了下去。老年人，谁也不知道，会突然发生什么变故。我身体还算不错，这是意外收获。但是，也应该有个思想准备。我没有别的，就是眼前这些书，还有几张名人字画。这都是进城以后，稿费所得，现在不会有人说是剥削来的了。书，大大小小，有十个书柜，我编了一个草目。

“书，这种东西，历来的规律是：喜欢它的人不在了，后代人就把它处理掉。如果后代并不用它，它就是闲物，而且很占地方。你只有两间小房，无论如何，是装不下的。我的书，没有多少珍本，普通版本多。当时买来，是为了读，不是为了买古董，以后赚钱。现在卖出去，也不会得到多少钱。这些书，我都用过，整理过，都包有书皮，上面还有我胡乱写上的一些字迹，卖出去不好。最好是捐献给一个地方，不要糟蹋了。

“当然捐献出去，也不一定就保证不糟蹋，得到利用。一些图书馆，并不好好管理别人因珍惜而捐献给他们的书。可以问问北京的文学馆，如果他们要，可能会保存得好些。但他们是有规格的，不一定每个作家用过的书，都被收存。“字画也是这样。不要听吴昌硕多少钱一张，齐白石又多少钱一张，那是卖给香港和外国人的价。国家收购，价钱也有限。另外，我也就只有几张，算得上文物，都放在里屋靠西墙的大玻璃柜中，画目附在书籍草目之后，连同书一块送去好了。”

小达也有四十多岁了，一言不发，默默听着。孙犁忽然感到：大节日的，这样的谈话不好再继续下去，便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晚华老不荒

读者一定都还记得，本书开头介绍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