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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景帝时规定：“死罪欲腐者许之”，即允许以宫刑代替死刑。由此，宫刑的性质由单纯的淫罪之刑逐渐演变为减死之刑与免死之刑。

这种变化一方面大大扩充了宫刑阉割对象的来源，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早期宦官皆由罪犯充任的局面，进而对宦官队伍的人员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司马迁因替罪臣李陵辩护，依律罪当斩首，后以受宫刑免死。

古代宫刑的对象也往往并不限于罪犯本人。死刑重犯，尤其是所谓“大逆不道”的灭族重罪，通常会牵连到子孙。此类宫刑的目的是为了使死刑罪犯断子绝孙，其性质乃是一种间接的“灭族”。明代有名的大太监怀恩就是因叔父犯罪，家族受到牵连，被处以宫刑而入宫为宦官的。清代道光十三年（公元１８３３年）曾颁发律令：“嗣后逆案律应拟凌迟之犯，其子孙讯明实系不知谋逆情事者，无论已未成丁，均照乾隆五十四年之例，解交内务府阉割”；其年在十岁以下暂时监禁，“年届十一岁时，解交内务府照例办理。”可见，迟至明、清时代仍有将凌迟罪犯子孙阉割为奴的惯例。

古代的宫刑既是一种刑罚方式，那么其执行自然有专门的机构施掌。史载，战国时期的秦国有所谓的“主腐者吏”；汉代“少府若卢狱有蚕室”，此即专门施行宫刑的场所。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朝廷中，有许多专掌宫刑的“阉工”，北宋攻灭南汉时，曾斩杀阉工五百余人。清代掌管阉割事务的官府机构，是内务府下属的慎刑司。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明、清时期的北京还曾出现过承包官府阉割事务的民间机构。

宫刑是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这不仅体现在宫刑过程中的无比苦痛，更在于对遭刑者生理及人格的戕害。宫刑所独具的残酷性，很早便引起了人们的非议，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迫于众议也曾数次下令废除宫刑。早在西汉前期，汉文帝即曾下旨称：“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生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宫）刑，有以易之，具为令。”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政权曾恢复宫刑的法律地位，规定：“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岁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至隋朝初年，隋文帝更定新律，规定刑名为死、流、徒、杖、笞五类。由此，包括宫刑在内的其他一些肉刑处罚被正式废除。隋朝之后，尽管在司法实践中确实仍有宫刑的事例不断出现，但历代王朝的正式刑罚制度中已罕见宫刑之名。

宫刑自隋朝明令废除后，尽管宫刑阉割并未禁绝，毕竟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例外，宫内所需宦官从来源到数量都难以保证。然而，历代宫廷之中又确实需要众多担负各种差役的宦官存在，宫刑之外其他方式因而随之出现。

方式之一，是强行阉割战俘或宫中优伶。

隋代废除宫刑之后，罪犯所占宦官的比例越来越小。为扩大宦官来源，历代皆有将敌国战俘强行阉割，然后移送宫廷充役的情形发生。据《资治通鉴》记载，隋代曾“捕山獠充宦者”　。此类情况在明朝更为多见。明英宗时期，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率军征伐东苗，竟将俘获的东苗童稚１５６５人统统强行阉割。英宗得报后，非常愤怒，下旨斥责阮让，觉得这个数目太惊人，会惊扰地方。阮让对皇上辩解道：“用兵诛叛，剪其逆种也。”就是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给予叛臣以毁灭性惩罚，以防止他们再度叛乱。另外，古代宫廷中的优伶、禁军中的兵卒或朝廷官员的随从，因被皇上相中而被强行阉为内官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时，宫廷优伶中有一个叫罗黑的人，因善弹琵琶而被相中，遂遭阉割，并专在宫中教人弹奏。明代一个名叫王敏的军卒，因擅长蹴鞠而被明宣宗相中。王敏随即被强行阉割，成为随侍左右的内侍，在宫内专陪皇上蹴鞠。

方式之二，是掳掠或贩卖边地幼童进行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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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刑与自宫（2）

掳掠或贩卖边夷幼童加以阉割，至晚从隋朝以后便成为宫中宦官的重要来源之一。自隋、唐而至明、清，之所以会有许许多多的宦官来自岭南、闽中，其中缘由正在于此。唐朝时期的岭南、闽中不过是一片贫瘠之地，但这里的人却温柔、文静、俊美、灵秀。更重要的是，内地是禁止人身买卖的，此等偏远之地则不然。因而自唐代以后，这里从事人口贩卖，尤其是从事幼童贩卖的市场始终兴盛不衰，并一直延续到了明朝倾覆。其中一些相貌俊秀、聪明伶俐的孩子被贩卖后，再被人阉割，辗转送入宫中。有不少人还因做转手阉人的买卖大发横财，成为当地的豪绅大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