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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象意境的阐释,都带有学术的性质。不过,《马桥词典》主要是由散文体的篇目组成,感性的成分更多;《暗示》主要是由随笔体的篇目组成,理性的成分更浓。因此,把《马桥词典》说成是一部小说,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但把《暗示》说成长篇小说,却要遭到很多人的异议。
只要是仔细阅读过这部“象典”的人,都能够看出其中蕴含的小说的因素。虽然这本书按照学术“规范”把众多具象当做哲学范畴分门别类地编排起来,安置在《隐秘的信息》、《具象在人生中》、《具象在社会中》、《言与象的互在》等标题之下,但这些具象的解释都不止于抽象的分析和演绎,而是援用了生活中的具体情节。当你将这些援用来阐释各种现象的故事碎片拼接到一起时,就会发现其中隐藏着一部长篇小说的脚本,而且人物的性格还相当鲜明,彼此之间也还有冲合。比如,有一个叫老木的人在《暗示》的许多章节里出出入入,小时候窥视过女人澡堂的他(《裸体》),出身反革命家庭,曾因在校园里穿一套军装被红卫兵痛打一顿,发出“牛马般的嗷嗷乱叫”(《军装》);下乡时与当地一个叫武妹子的人结拜过兄弟,进城之后却假装糊涂不认人(《鸡血酒》);在修水库炸石头时受伤,留下一只眼,从此脸上透出一股狠劲,得到一个广东女子的青睐,因此交了好运,移居香港从而发迹(《独眼》);90年代,他发了财,成了一个“比他父亲更大的资本家”,“逛遍了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可以穿遍世界各种最昂贵的名牌时装”,但“还是经常身着深色呢子军上衣”(《军装》);怀里揣着好几个国家的护照,随时准备在房地产骗局败露之后就逃之夭夭的他,“打开了一千多块钱一瓶的XO之后,最爱唱的卡拉OK就是俄国的《三套车》、美国的《老人河》,还有《红太阳》里那些革命歌曲”。当“三陪小姐不会唱这些歌,也不觉得这些歌有什么意思”时,他竟然勃然大怒,“踢翻了茶几,把几张钞票狠狠摔向对方的面孔,‘叫你唱你就唱,都给老子唱十遍《大海航行靠舵手》!’”(《红太阳》)夜夜在歌厅里生了根的他“把陈女士泡了。放倒了母亲还放倒了女儿,放倒了女儿还放倒了女儿的表姐。都是刚成年的学生”,事情败露以后托人送去了六万块钱了结(《卡拉OK》);他有一个义举,是把被判处死缓的原党支部书记四满的女儿雨香介绍去当歌舞厅小姐,“吃花花饭”,让她的家庭得以脱贫,盖起了让人羡慕的小楼(《暗语》),等等。像老木一样出入于《暗示》中的人物还有小雁、易眼镜、大川、鲁公子等。
《暗示》把一部传统长篇小说的内容当成材料来裁剪。就那部隐约中的长篇小说而言,韩少功更像是一个有研究目的功利心极强的读者,他对一个小说家惯用的背景铺垫、氛围营造、结构故事的手段不感兴趣,只是对那些具有解释力的、可以用来说事的片断情有独钟。如蔡翔先生所言:它采用了“片断化”的叙述方式,“在它一百多个小节中,我们仍然可以辨别出诸多的小说元素,几乎每一个小节,都能发展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短篇小说———如果韩少功愿意的话”(《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因此,《暗示》看起来似乎是一本哲学著作和一部小说的重叠。你可以把它当理论著作来研读,也可以把它当长篇小说来阅览。《暗示》和《马桥词典》都被认为是作家冲刺长篇小说极限的大胆行动,表达了一种企图对文体重新立法的野心冲动。就像《马桥词典》中语言替换人物成为叙事的主角一样,在《暗示》中,原本作为道具来使用的环境、场所、氛围、仪式、座位、烟斗等形形色色的具象占据了主体位置,人物倒成了一些随意摆弄的道具,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一些章节里甚至连个人影也找不到。就小说体裁而言,《暗示》实在是走得太远了,它是一个另类、一种异数,以至于连作者本人也倾向于把它归入长篇随笔要合适些:《暗示》“虽然含有小说的因素,但严格意义上不是小说,顶多就是长篇‘随笔’或者‘读物’”;“《暗示》就是记录我个人感受的‘象典’,具象细节的读解手册”(《南方周末》2002年10月24日记者访谈)。这个文本之所以写成非驴非马的样子,跟它负载的使命有关。和《马桥词典》一样,《暗示》都有明确的解释学追求,解释有抽象分析和具象还原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者由一个判断推演到另一个判断,后者则从判断退溯到该判断得以成立起来的经验领域,返回尚未归纳的事象之中——这其实是最充分的解释,它返回了前提,前提的前提。作为作家的韩少功,当然选择了后一种向度。他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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