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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焉，但一个人如果不奢望大家都同自己活得一样，又不必经常高调布道，常常需要节制和容忍。

孔见：从《爸爸爸》到《山南水北》，你的作品都有神秘和超验的成分，对世界做了一些超现实的想象。这些想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韩少功：文学中总是活跃着神话元素，因为文学常常需要超越经验的常识的边界，实现心灵的远飞。广义的神话，并不一定就是装神弄鬼，只是保留和处理更多的可能性，引导想象力向无知领域深入。一般来说，我不会写人变甲虫，像卡夫卡写的那种；或者写飞毯，像马尔克斯写的那种。我通常是实中写虚，常中写异，在常态中展现神秘，打击人类认识的自傲态度，比如在《马桥词典》中写到一个成天打农药的人：他渐渐适应了农药的毒性，因此成为一个毒人，到最后，被蛇咬一口反把蛇毒死，吹一口气也可以把飞蚊毒死。其实这里面有经验原型，又有超验的夸张和虚构，似真非真。

（）

孔见：沿着实线画出一条虚线。

韩少功：生活是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的混杂。在写已知事物时，要给未知的纵深留下余地，留下童心、浪漫、超感以及想象力。

孔见：你到乡下生活好几年了，在农民身上有什么让你感兴趣的品质？他们当中有什么让你深为感触的事情？

韩少功：我不是对农民特别感兴趣，是对很多新派人士不感兴趣的事物感兴趣。眼下有些人，不过是多了几个小钱，多知道一些新玩意儿，就自以为是高等华人，实在很可笑。农民缺少一些新学知识，但并不缺少智慧。要知道，苏格拉底和孔子也没坐过汽车，更不懂得电脑和视频，但比眼下的一般白领都聪明百倍吧？曹雪芹没见识过五星级宾馆，但眼下哪个中国作家敢说自己比曹雪芹强？

农民也有知识，尤其有传统性和实践性的知识，只是这些知识在当今社会被边缘化，不被认为是知识。譬如老一辈农民大多懂得如何用草药，但这种价廉物美的知识资源一直被轻视。大多数农民对社会也有切实的敏感，不会轻易被新理论和新术语蒙住，把问题简单化。回顾中国的这几十年，左或右的教条主义政策都不是农民发明的，倒是由一些自以为高明的知识分子折腾出来的，而且一直在农民那里受到抵制。那么是谁更愚蠢？是农民吗？

附 录（3）

文明成长离不开大量活的经验，离不开各种实践者的生存智慧。看不到农民智慧的人，一定智慧不到哪里去。正如得意于自己高贵地位的人，内心里其实下贱，还在把金元宝特当回事似的。乡土文明当然也需要改造，但文明是一条河，不能切换，只能重组。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物种资源，趋利避害，因势利导，择优重组。

孔见：你的意思是说，要在农民的意识深处去寻找文明的增长点？

韩少功：必须这样。任何成功的社会革新都需要利用本土资源，依托本土路径，外缘结合内因。农民群体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乡愿”习气，徇情枉法，就是民主与法制的重大障碍。但有些人攻击传统没说到点子上，或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譬如说农民一盘散沙，缺乏组织能力，但以前传统的宗族、会馆、帮会、商号，不大多组织得很严密吗？现在很多大企业作假和赖账，缺乏商业诚信。但我观察农民“买码”，就是买那种地下六盒彩，事情本身很荒唐，但荒唐事居然做得这么大。他们巨大而复杂的支付网络却十分高效，各个环节都比较诚信，赖账的事偶有所闻，但比较少。还有一种“打会”，又叫“转转会”，相当于民间互助的融资制度，不需要书面合同，不需要法律公证，但几乎不出现纠纷。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中国人不诚信，说农民缺乏组织能力，而是要具体分析有关条件和原因。

孔见：与土地和植物打交道的劳动生活，在什么意义上滋养了你的心灵和文学？

韩少功：文人的知识通常来自书本，不是来自实践；是读来的，不是做来的。这种知识常常不是把问题弄清楚了，而是更不清楚了；不是使知识接近心灵，而是离心灵更远。恢复身体力行的生活，可以克服文人清谈务虚的陋习，把自己的知识放到生活实际和大面积人群中去检验。当然，身体力行的方式很多，下乡只是其中一种。通过这种方式与自然发生关系，与社会底层发生关系，会有一些新的感应和经验。你面对迪厅和酒吧，与面对一座山，感觉肯定不一样。在我看来，后一种状态会让你更脚踏实地，更接近灵魂。

孔见：现在，表现劳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