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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水北》等与《马桥词典》同样有分量的作品。回顾马桥事件，我们不禁庆幸，如果关于《马桥词典》抄袭、剽窃的指控作为“正常的文艺批评”得以成立，酿成一起冤假错案，我们会不会因此封杀了一个优秀作家？经过马桥事件，人们应该更加清楚合理批评与恶意诬陷和人身攻击的界线，中国文人应该比其他阶层更有涵养，懂得尊重他人的劳动和人格，不能因为观念的分歧就肆意糟践它们，以图出一口恶气。在维护事实真相和人格完整的伦理前提下，批评家仍然有巨大的空间可以自由驰骋。

进步的回退（1）

作为一个行动者，韩少功的心志少有旁骛。心志专精者往往失之迂直，但他却善于在生活的流变中迂回地把握自己。不是每一条偏僻的小路都通向辉煌的殿堂，但是每一条康庄大道都有走到尽头的时候，任何聚宴都指向一个离散的结局，这是人人都听说过的道理。韩少功的机敏在于能够弃舍，在康庄大道熙熙攘攘时悄然拐出，另辟一条羊肠小道；在觥筹交错的时刻抽身离席，“一次次回到一无所有和从零开始”，避免收拾残局的狼藉。用蒋子丹的话说，“韩少功的明智，恰在于他正值春风得意还想灯火阑珊”（《〈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走到光明，比在一条光明的道路上走到黑暗是要好些。

90年代后期，文学题材的类同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个性充分伸展的时代，奇怪的是，个性化的追求最终指向一些不约而同的共性。尽管社会的阶层和角色的分化越来越悬殊，但人们内心的愿望却趋于一说，从君子到庶民皆以物欲为本，皆以身体为尺度。一个时期，在《天涯》的小说来稿中，竟然有近半是写红杏出墙和多角恋爱的，小说中的人物玩世不恭、嬉皮笑脸的做派也如出一辙，人物活动的场所也在从商场、酒吧到宾馆床笫之间的一条线上。在作家同行之间的交流中，除了插科打诨的玩笑话和有色段子，剩下的就是耳熟能详的事情。城市生活就像它的建筑面貌一样，在复制中迅速同质化，人们在精神上也迅速向右看齐，就像操场上的士兵。多年的城市生活没有养成韩少功情感上的认同归宿，反而还有了愈来愈强的疏离感。他的心似乎始终漫游在城市之外的野地里，彷徨于古老纯净的月光之下：“我被城市接纳和滋养了三十年，如果不故作矫情，当心怀感激和长存思念。我的很多亲人和朋友都在城市。我的工作也离不开轰轰城市。但城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越来越陌生，在我的急匆匆上下班的线路两旁与我越来越没有关系，很难被我细看一眼；在媒体的罪案新闻和八卦新闻中与我也格格不入，哪怕看一眼也会心生厌倦。我一直不愿被城市的高楼所挤压，不愿被城市的噪声所烧灼，不愿被城市的电梯和沙发一次次拘押。大街上汽车交织如梭的钢铁鼠流，还有楼墙上布满空调机盒子的钢铁肉斑，如同现代的鼠疫和麻风，更让我一次次惊悚，差点以为古代灾疫又一次入城。侏罗纪也出现了，水泥的巨蜥和水泥的恐龙已经以立交桥的名义，张牙舞爪扑向了我的窗口。”（《山南水北？扑进画框》）

韩少功不是一个凭天才写作的人，虽然他不缺少想象力的禀赋，但他的作品更多是来自经验和对经验的研磨与读解。在这一点上，他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许多先锋作家很不相同。先锋作家更多是凭想象力，凭天赋的才华写作，天马行空，妙笔生花，富有浪漫的诗意和梦幻色彩。这种写作方式在小件作品的创作上显示出艺术的魅力，但在大部头的创作中却变得捉襟见肘，因为缺乏经验的支持，想象力难以为继，虚浮、玄诞和重沓不可避免。因此，先锋创作往往只是作家文学活动的一个暂时的阶段，他们笔下飞出去的鸟群终将降落于经验真实的湿地，成为立地行走的物种。韩少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学习者，广泛涉猎多种学科的知识，但他更是一个务实的人。他的知识准备都是为了更好地阅读生活的经验，对现实有新的发现。在生活中，他特别重视扩大自己的经验范围，避免自己的生活圈子化，避免经验重复导致的麻木和熟视无睹。在写作中，他警惕作品对经验的过度逾越，从而丧失文字的可信度。对于一些经验的盲区，一些找不到真实感觉的事物，他都尽量避免去触及。虽然他在城市的街巷里活动了很多年月，但他还是很少写到现代城市的生活，而且他也很少描写女性的生活。他写得最多也最为得心应手的还是上山下乡那七年的乡村经验。在城市生活中，他缺少全身心的融入，缺少人与环境打成一片的如鱼在水的感觉。因此，他说：“我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