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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教育了资产阶级

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

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

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

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

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

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

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

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　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

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

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

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

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

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

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

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

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克以克里斯蒂安·克

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

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

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特吕恩塞，

尤其最重要的是来因帝国骑士的后裔施泰因，他在1804　年出任大臣之前治

理过克累弗和马尔克，这两个省从来没有采用过“普鲁士的制度”。

这还不是一切。和某些历史记载相反，施泰因和某些政治家仔细地考察

了法国的实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让国民在法律、赋税和行政管理等

问题上有一些发言权，政府就能增加力量和威望。然而，因为他们只把贵族

和富有的资产阶级看作国民，所以他们就把注意力首先转向英国。在他们看

来，在皮特的领导下，英国似乎已经把王室特权和宪法准则、党派竞争和维

持秩序与政府稳定，贵族优势和资产阶级野心、贵族利益和全国利益等等都

协调起来。勋爵们的“私囊选区”、“腐朽选区”①保证了皮特在议会里获

得多数，因而皮特也就迁就他们，但他并不同意他们的偏见。在他提名晋封

的九十五名贵族中，有很多“新人”，他们是银行和商业的巨头，他们使贵

族恢复了生气，并帮助贵族保持富裕生活和活动能力。由于伯克的缘故，这

种平衡和智慧的奇迹使得许多法国革命的敌人归附英国，尤其是象马莱·迪

庞和德·伊韦尔努瓦那些资产阶级和新教徒出身的人。甚至在法国亡命者中

间也有赞美英国的人。在德意志，亲英派在汉撒城市和汉诺威数以倍增是很

自然的，汉诺威的格廷根大学完全受他们的支配。雷贝格和布兰德斯给施泰

因介绍了英国的思想，而施泰因运用它充实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们能在威

廉·冯·洪堡的个人主义教义中找到这种思想的痕迹，因为他主张国家只掌

握警察和军权，而象在英国一样把其它各项管理职责都交给公民的自发组

织；在洪堡的思想中，这就意味着使几乎全部社会生活置于贵族的保护之

下。

特权阶级中大多数人象憎恨“雅各宾派”一样地憎恨这些改革家；面对

着特权阶级的抗议，君主们动摇或退缩了。皮特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虽然

没有摈弃早年的计划，但却把它推迟到后来再实行。在奥国，约瑟夫二世的

土地改革被利奥波德二世中止了，后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