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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睦”的“睦”我不会写，只好作罢。

最重要的是，有电视的日子里，我可以看电视而不用招呼忽然上门来吃饭的亲戚，假装看不见他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表示他得病以后比得病以前还要身体好，真是很残忍呀。

从前，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坐在学校奖励的电子秤上面，一边吃瓜子一边目光黯淡地看电视，最好瓜子壳可以啐到地上，还不用我扫。我张着嘴巴换台，电视上有各种变幻的光照在我脸上。没有电视的感觉很寂寞。不对，寂寞是有钱人的把戏，我没有钱寂寞，应该是感觉被抛弃了一样，世界什么都不告诉你，都不给你了，世界全部坏了都不知道，你还在黑屋子没心没肺地咀嚼。

后来我在家里翻出了一只收音机，学着早晨散步的退休老头，把收音机在耳朵上绑着，听听不懂的黄梅戏：“哥哥呀……”听烹饪学校的广告，听“沙沙”的声音，一边听一边笑得苍老无比，感觉提前进入了老年，十分之衰弱。

在我渐渐习惯听收音机的时候，我们家的电视修好了，我写作业时可以照旧斜着眼睛看电视，看减肥的大胖子，表情激动的怨妇，惊惶失措的主持人，久久地目瞪口呆。关上电视，“砰”的一声之后，世界就全部消失了，我不免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一秒钟的故事片

我特别喜欢看电视里面的小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态，自己老了就喜欢看小孩。

地方新闻上经常出现采访小孩的画面，我原先期盼着看到那些中学生惊惶失措，说不出话来挤眉弄眼，旁边还有他的同学大声喊他难听的绰号，结果这种失控画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画面上经常是一个正经做作的女孩，穿着很干净的校服，双手背在身后，眼睛看着离地面十公分的空中，不敢看主持人，说话谨慎：“我们要爱护环境，因为我们是环境的小主人……”“二十一世纪是竞争的世纪……”

我忽然想起来小学时我也接受过这样的采访，那是地方台要到学校里采访关于铁路提速的看法，正好抽到我们班。尽管这个话题很怪异，但我们还是很振奋，高兴地互相打听铁路提速是什么，并且一脸痴笑地连续看了好多天的地方新闻，真难看呀真难看。

后来采访人员来了，没有带来美女记者，也没有带来大胡子的导演，只有一个摄影师，我们都紧紧地攥住发言稿。在没人说话的情况下，我徐徐升起，沉着冷静地开始念我的发言稿，摄影师被我吓了一大跳，好半天才把摄影机瞄准我。我低着头喃喃地念着发言稿，老师站在摄影师的那头朝我笑逐颜开道：“抬头看。”

我略带羞涩地抬起头，好像被召见的妃子一样，然而只有一秒钟，我匆匆地瞥了一眼镜头，又赶紧低下头，我终于念完了冗长的发言稿，在坐下来之前，又鼓起勇气抬起头看了一眼镜头，惊恐之下不禁红了脸。

下课之后，同学纷纷掐着我的手，咬牙切齿地我祝贺我可以上电视，说不定还会摊上一个特写呢！第二天晚上我一直在等着地方新闻，每播一条新闻我都以为是自己，但每个都不是，到了最后，播音员说：“下面请收看一组简讯。”没错，是放了我的脸，也只有我自己能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认出电视上那个匆忙坐下的远景是我，是的，我只被放了不到一秒钟，像电视剧上不小心被拍下来的群众演员，剩下的时间里都在放另一个女孩，也在说铁路提速，她比我精神，比我精良，校服比我干净，也敢看镜头，而且竟然知道铁路提速是什么。

（）

每个小孩儿都应该上一次电视，哪怕一秒钟。以后，不断地回放这段录像，直到把包括自己的那条新闻，变成属于自己的故事片。年老的时候看，简直像另一个新生的自己，那个自己是不老的、精良的、一百个好看的。这放录像的活动可以一直延续到八十岁，可以快乐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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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记忆相依为命

我一直以为我见过鞠萍姐姐，是在秦皇岛。我游完泳之后走到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三个银门，鞠萍姐姐问我她在哪个门里，我不知道，就哭了起来。然后，鞠萍姐姐出现，百花盛开，雪云散尽，阳光普照，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

我一直很坚信这段记忆，并把它作为我一生中最传奇和纯情的经历，天天给别人讲，加入了许多细节，鞠萍姐姐穿的衣服是在儿童专柜买的啦，银门上的装饰啦，讲完之后还说：“神奇吧？我还以为是做梦呢？”后来有一天，我沮丧地发现确实是做梦，这个惊人的发现令我十分痛苦，让我觉得记忆背叛了我。

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