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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队员为什么从这个最艰难的地点展开进攻。因为航站楼就在它的上方，在这个山坡的最高处。最终，飞机在输油管道旁边的停机坪上停了下来。

我们走下了舷梯。比比作为乌干达新任总统的客人抵达这里，但好像没有一个人在机场迎接我们。当我们到达旅客大厅宽敞的入口时，发现一名穿着迷彩服、举着一张白纸的乌干达士兵。纸上用粗大的手写体写着两个字“约尼”。原来这就是我们的接待人员。

这位士兵领着我们穿过航站楼来到一个狭小的办公室，其中一面墙上挂着一幅穿着制服的总统的照片。这是我们进入航站楼以来看到的第三幅或者第四幅类似的照片。因此，也不难猜出乌干达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政权体制之下。我们在闷热难当的办公室里候着，等待总统助理来“拯救”我们。在负责招待我们的两位士兵离开的间隙，比比收下了桌子上那张用来迎接我们的白纸当做纪念。

在总统助理最后到达的时候，他领着我们到了贵宾室。我们问起那张白纸的事情。这位助理说，在乌干达每个人都认识“约尼”。我不知道，他是否期待我对他的话予以评价。我望着窗外对比比说：“苏林就是倒在了那座楼梯上的……”我想到外面去给它们拍个照，但又克制住了。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机。我对自己说，以后会来拍的。当时我并不知道，第二天我征求拍照许可的时候却被拒绝了。护送我们的乌干达士兵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没错，这就是你们的士兵受伤的地方，就在这些楼梯上。”一个士兵说。十三年过去了，他们甚至还记得这个细节。不过，他们说的也是实事求是。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毕竟，他们不知道苏林是谁。他们知道苏林受伤有多严重吗？或者苏林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吗？

我和诺亚坐在总统用来招待客人的露天帐篷里。绿草满地、花团锦簇的山坡俯瞰着维多利亚湖。和我们坐在一起的是总统助理，一个和蔼可亲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比比在山顶的一座行宫里，沉浸在和总统的促膝长谈中。黄昏已近，我的脑海里努力地记下我们在这里的几个小时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参观旧航站楼的情况。我和那位助理边聊天边喝茶，同时也努力地重构我所见到的一切。依然清晰的记忆在我脑海里竞相涌现：毁坏过半、已经废弃的航站楼显得脏乱不堪，窗户已经支离破碎，屋顶几近塌陷，还有外墙布满了斑驳的弹孔。很难说出哪些弹孔是以色列人留下的，哪些是约纳森行动之后乌干达的国内战争留下的。入口广场上一英尺高的砖墙已经不知去向，那是约尼在受伤之后被拖到的地方。

“我没有想到这里会如此开阔。”我们站在外面的时候，比比说。他一边朝下眺望，一边说出这番话，好像要试着将沥青路的方位全都刻进记忆深处。我让他待在原地，也就是约尼曾经负伤的地点，而我站在临近第二个入口的大厅里。

是的，一阵炮火可以很轻易地击中他。但是，当我们爬到控制塔顶楼并且发现那个方位彻底地控制了整个广场的时候，我们对彼此说：“难怪，约尼是从这里被射杀的……”然而，这似乎也不太可能。从这里射出的子弹不可能击中约尼所受伤的部位。

“你怎么会不信仰耶稣，不相信重生呢？”总统助理突然问我。我把茶杯放在我和诺亚之间的托盘上。火红的落日勾勒出如此鲜艳的色彩，形成一幅精美绝伦的画面。我们一直在讨论以色列以及这个国家的考古发现，虽然谈话中我一直心不在焉。“你们生活在耶稣行走、呼吸和受难的地方——你们的人民怎能不信仰耶稣呢？”我问自己该如何才能把犹太人解释给他听。没办法，这里是非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的、陌生的存在。在这里，我虽然也听到一些来自于以色列的语言和历史的名称，但都毫无意义。无独有偶，“复国主义”一词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场救援行动中得到了最本质的体现。而几乎从一开始，“乌干达”这个名字就跟这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犹太精神相联系。

约纳森行动在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传说，或者一个旅游景点。在开车前往旧航站楼的途中，乌干达护卫兵试着给我们讲述“恩德培”的故事，而他对行动的描述就好像我们是一个普通的旅游者。在我们钻进奔驰车之后，他们却找不到从新航站楼停机坪往旧航站楼方向的跑道。于是，我给他们指示方向。毕竟，我充分研究过方位图。然而，几分钟过后，一位坐在奔驰车前排的士兵很亲切地问我们，“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这时，汽车刚好左转弯，驶向对角跑道。“我们从这里出发，”他说着，带着我们朝东驶向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