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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爸也是一位工业工程师，在一家公司每周工作70小时。那家公司生产许多产品，其中之一便是梯子。由于梯子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他的公司常常成为诉讼的目标。而又由于我老爸负责设计，他就成了在作证和审讯时为公司讲话的首选对象。我不能说我因为他憎恨律师而责怪他，但他们把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我却因此变得对他们十分赞赏。他往往在法庭上和他们争论8个小时，然后一跨进家门就猛灌马提尼酒。

那家公司后来破产了，所有的非难当然都指向那些律师。至于管理不善是否也可能是破产的一个原因，我一次也没有听他提起过。

烈酒成了他的生命。他变得意志消沉，在几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一份固定工作，而这实在使我恼火，因为我不得不靠在餐馆侍候人和外送比萨饼苦苦挣扎，才能读完大学。我想，在大学本科4年当中，我和他大概说过两次话。获悉已被法学院录取的那一天，我带着这个重大的新闻回到家。老妈后来告诉我，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星期。

就在我这次凯旋两周之后的一天，他正在杂品储藏室里换灯泡，脚下的梯子突然倒塌（我发誓这是真的），他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他在一家私人疗养院里毫无知觉地躺了一年，直到有一天某个慈悲为怀的人让他断了气。

举行葬礼后过了几天，我提出可以诉讼索赔，但老妈硬是不愿。而我也一直在怀疑，他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儿，恐怕还是半醉半醒的。再说他又无职业，分文不挣。根据我们的伤害索赔制度，他的生命并无什么经济价值。

我的老妈获得了一笔总数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赔偿金，接着就令人不快地改了嫁。我的后父是个退休的邮局职员，生于托莱多，性格很单纯。他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快快乐乐地跳舞，或是开着一辆温尼巴哥到处旅游。我和他们关系很冷淡。老妈没有给过我一个子儿，说是她要靠这点钱过一辈子，而我已经证明即便身无分文也能活得很愉快，因此她觉得我并不需要瓜分她的钱。我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可以大把大把赚钱，而她却没有，她这样劝我说。我敢肯定汉克，也就是她那位新任丈夫，正在用财务方面的建议，把她的耳朵灌得满满的呢。将来某一天，我们的道路将会再次交叉的，我的路和汉克的路。

5月份我将从法学院毕业，离现在还有一个月。接着还要参加7月份的律师资格考试。我不可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我在班上的排名属于好的一半。在法学院3年我所做的唯一一件聪明事，是早早修完了必修的和难的课程，所以这最后一个学期我才可以这样轻松。

正是我选的老年法律这一门课程，使我来到这一座炎热潮湿、挤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长者（他们喜欢人家这样称呼）的金属房子里，此刻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面对着一张粗制滥造的折叠桌。在可以看到的唯一一扇门的上方，有几个手写的大字，给这个地方标上了“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这一堂而皇之的名称，但除了这个名称本身而外，这儿却没有一瓣鲜花一丝葱绿的痕迹。我在律师用的拍纸簿上随意涂抹，不敢正视坐在折叠椅上慢慢向前挪动的人群。

这儿大约有50个老人，黑白各占一半地混在一起，平均年龄不低于75岁。有些人双目失明，一打以上坐着轮椅，许多人带着助听器。我们听说，他们每天中午在这儿聚会，吃一餐热饭，唱几支歌，偶尔还可以听听无望当选的政客声嘶力竭地发表竞选演说。在参加了几个小时的社交活动以后，他们各自打道回府，然后就掰着手指头计算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能再回到这里。据我们的教授说，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们刚好在吃午饭的当儿到达，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错误。他们把我们4个和领队的斯穆特教授安排在一个角落里，然后就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一点一点地吃散发出化学药剂气味的鸡肉和冰冻豌豆。我的一份果冻是黄色的，这被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老笨蛋发现了，他肮脏的衬衫口袋上方挂着的胸牌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他的大名：博斯科。我见他叽里咕噜地说着黄果冻，就想把果冻献给他，外加我的那一份鸡。可是这却给包娣·伯德桑小姐瞧见了。她马上粗暴地把他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伯德桑小姐虽然年近八旬，可行动依然十分敏捷，在这个组织里担当着母亲、独裁者和保镖这种三合一的角色。她像一个老练的选区头儿一样摆弄着这批老人，一会儿和这个拥抱，一会儿拍拍那个的肩膀，走到这里和几个灰头发的女士闲聊几句，走到那里又发出刺耳的大笑，但她那双警惕的眼睛时时刻刻都盯着博斯科。毫无疑问，博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