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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他是不会在乎的；他缠着我们，这就是真正的原因。

其次，联邦调查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我问过话，那是因为他们不想惊动我。正因为我一直不防备他们，他们监视我才方便得多。

我又想到一件事。坐在对面的我这位五短身材的朋友，刚才很想敞开心扉，跟我认认真真地讨论讨论这笔钱。他知道的事情，肯定要比已经告诉我的多得多。他开始刚才的那场谈话，是周密盘算的结果。

我还没有那么笨。我不会相信他会轻易放弃这件事。

我对每天的邮件，已经开始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今天戴克像往常一样，在午饭后把邮件拿到办公室，里面有一封廷利·布里特事务所寄来的沉甸甸的信。我屏住呼吸，心情紧张地拆开这个标准信封。是德拉蒙德写的书面质询。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要求获得原告或其律师所知道的所有文件，并且希望我们对一连串事实做出澄清；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答复都必须在30天之内用书面做出。假如这些事实没有被我们否定，那么今后将永远被看做已得到我们肯定。信封里还有一份通知：两周内在我们办公室对多特和巴迪·布莱克取证。我听人说过，在一般情况下，对取证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双方的律师都要在电话上谈一谈，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叫做职业礼貌，化上不到5分钟的时间，事情的进展却会更为顺利。很显然，德拉蒙德要么是忘记了常规的礼节，要么就是打定主意采取强硬的政策。无论他是属于何种情况，我都要改变他定下的时间和地点。这倒不是我喜欢和他对抗，而只是为了捍卫原则。

德拉蒙德在信里居然没有提出新的申请，这真是非同寻常！我明天将拭目以待。

书面取证必须在30日之内答复，而且双方可以同时向对方索取书面证词和材料。我要求对方提供书面证词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德拉蒙德的这封信更促使我立即投入行动。我下定决心，要给这位大腕一点颜色，让他明白我也能打一场纸上的恶战。他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他会再一次意识到：他与之竞争的对手，是一位除了这桩案子，别无其他事情可干的律师。

我把车悄悄驶上车道时，天色几乎已经全黑。在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旁边，停着两辆陌生的汽车。这是两辆擦得锃亮的彭蒂亚克，后面的保险杠上贴着艾维斯标签。我不希望被人看见，便踮起脚尖，绕过屋子向我的房间走去。我听见有人在谈话。

我在事务所呆到很晚才回来，主要是想避开德尔伯特和薇拉。我的运气真好！他们正在后院里和包娣小姐一起饮茶哩。而且，在座的还有别的几个人。

“他来了！”德尔伯特一看见我就大声说。我原地站住，应声望去。“到这儿来，鲁迪。”那口吻与其说是邀请，倒不如说是命令。

我向他们走去。他慢慢站了起来，另一个男人也站了起来。德尔伯特指着那张生面孔说：“鲁迪，这是我哥朗道夫。”

朗道夫和我握了握手。“我太太琼，”他指着另一个上了年纪皮肤粗糙的荡妇说。那女人和薇拉一样俗不可耐，只是头发的颜色很淡。我朝她点了点头。她瞟了我一眼，那眼神热得可以煮熟鸡蛋。

“包娣小姐，”我彬彬有礼地点头招呼我的房东。

“你好，鲁迪。”她声音悦耳。她和德尔伯特一起，坐在柳条沙发上。

“来坐一会儿吧。”朗道夫指着一张椅子说。

“谢谢。不了，”我说。“我得回房间去，看看有没有人偷偷进去过。”说这话的当儿，我一直瞟着薇拉。她坐在沙发后面，远远地离开别人，她或许是想尽可能离琼远一点儿。

琼的年纪在40与45岁之问。我记得，她的丈夫已年近花甲。我突然想起，她就是包娣小姐称为婊子的那个女人。朗道夫的第三个老婆。开口闭口总是不离钱。

“我们根本没有去过你房问。”德尔伯特恼火地说。

跟他这位徒有其表的弟弟相比，朗道夫随着年龄的增长，倒是增添了几分尊严。他身体不胖，头发没烫没染，身上也没穿金戴银。上身穿一件高尔夫衬衫，下着百慕大短裤，白色长统袜，白色休闲鞋。跟在场的另外几位一样，皮肤也晒成了棕红色。他很容易会被人当做一个退休的公司经理；如果身边再有一位体态娇美的纪念品似的妻子，这一形象就会完美无缺。“你打算在这儿再住多久，鲁迪？”他问。

“我不知道我要搬走嘛。”

“我不是说你要搬走。不过是出于好奇，问一声罢了。我母亲说并没有订合同，我这才问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