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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典略》载，关羽围曹仁于樊城时，孙权曾遣使见关羽，表示愿意出兵相助，但“羽忿其淹迟，又自已得于禁等，乃骂曰：‘狢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注引《典略》。所谓“狢子”，这是中原人轻视江东人的侮辱性的语言。《魏书·僭晋司马睿传》说：“中原冠带呼江东之人皆为‘狢子’，若狐狢类云。”即在中原人士的眼里，江东人是不齿于人类的。《世说新语·惑溺》也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孙权的后代孙秀降晋之后，娶中原人为妻，其妻曾骂孙秀为“狢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说明这种侮辱性的语言，即使在夫妻之间也可以引起“不平”（愤慨不满）。关羽不但辱骂孙权为“狢子”，还露骨地表示，对曹操的战争胜利之后，将移师灭吴，完全将《隆中对》中“结好孙权”的策划置诸脑后。

关羽不仅如此说，而且还与东吴轻开衅端，他擒获于禁后，由于俘获了许多魏兵，时值淫雨大水，粮食异常匮乏，关羽便擅自派兵夺取东吴湘关的粮米。关羽如此骄狂无礼，这当然大大刺伤了东吴君臣的自尊心。无怪乎陆逊说：“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吕蒙也认为：“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三国志》卷五十四《吕蒙传》。力谏孙权攻取荆州，“全据长江”。孙权也因此下了决心，与曹操联合，出奇兵偷袭江陵，关羽腹背受敌，当然必败无疑。

襄樊之役与关羽失荆州（6）

王夫之评论荆襄之战时说：“吴、蜀之好不终，关羽以死，荆州以失，曹操以乘二国之离，无忌而急于篡，关羽安能逃其责哉。”又云：“（赤壁之战）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肃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虽然王氏此论亦有偏颇之处，但细思之亦未尝全无道理。

3。刘备、诸葛亮用人之失

三国时期，刘备虽不失为一个善于招贤纳士、举才用人的人主，但他在用人问题上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亲亲疏疏”。这主要表现在他对义弟关羽“私其旧，骄其勇”宠信太过，后世史家甚至认为刘备待关羽之信胜于对诸葛亮之诚。刘备让关羽独当一面、镇守荆州，是他在用人问题上的严重失误。荆州不仅是军事上的要冲，刘备集团北伐中原的战略基地，还是孙、刘、曹三家各种矛盾的交叉点，因此刘备集团用谁来镇守荆州事关全局。关羽虽然资兼文武，骁勇绝伦，但他性情孤傲，气量狭小，缺乏战略头脑，不具备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政治素质。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个统率荆州大军的上将之责，诸葛亮并无意于关羽，其实他是愿意自己承担这副重担的，关羽则不过是诸葛亮帐前一员大将而已。笔者认为，如让诸葛亮统率关羽、张飞等大将驻守荆州，不但荆州决然丢失不了，而且以后北伐曹魏这支军队承担起主力作用是无疑的。诚然，后来由于蜀中军事变化，诸葛亮自己西征入川，但留下关羽镇守荆州亦非他本意，实际出于刘备内定。

有的论者认为，刘备因攻蜀受挫，不得已调诸葛亮入川，留关羽守荆州实出于无奈。其实此论并不令人信服，从当时刘备收川的形势来看，即使在庞统死后，如果留诸葛亮守荆州，而调关羽领兵入川，以刘备之雄才，关羽之勇略，再加上谋士法正的智计，应该说对付昏庸无能的刘璋还是绰绰有余的，实在没有调诸葛亮入川的必要。正如王夫之所言：“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取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终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矜其勇而见可任，而不知其忮吴怒吴，激孙权之降操。”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事实证明，留关羽守荆州铸成大错，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王夫之据此批评刘备道：“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卒至于败亡，昭烈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同上。其实王夫之此论亦有偏颇之处，关羽败亡，固然有刘备对其“骄之”、“私之”、一味宠信姑息的因素，但作为军师的诸葛亮亦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刘备安排关羽镇守荆州，鉴于刘、关之交关系密切，诸葛亮似有难言苦衷，自然不便阻挠，但如何教育、指导好关羽，使其扬长避短，坚定地贯彻联吴抗魏的方针，就是诸葛亮的责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