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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反差。也许是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元气，也许是北疆猫冬的习惯，都在室内享受口福吧。

过了年初五，就上班了。我是一天也没休息，除了初一那天喝了点酒，蒙着大被睡了一天外，几乎都是在医院里，伴着伤病员渡过的，还替值了好几个班。

丛深给我一张招待卷，看省歌舞团的慰问演出，地点在矿招待所后院矿工剧场，听说这是当年东北电影制片厂的旧址。建筑分两层，可容纳600多人，剧场上挤满了人。

煤矿文化生活贫乏，对慰问演出给予是了更多的关注。剧场外面，还有许多没票的观众和淘气的小孩在起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人墙中挤了进去。

节目早就开始了，印度舞、蒙古舞还有单人、双人的表演都没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倒是郭颂的一首“乌苏里船歌”回肠荡气。听说他曾在鹤岭中学教过书，有着“乡亲”的人缘。“大顶子山啊，高又高……”他唱的韵味十足，很富地方色彩。还有一位女歌手，连唱了五首俄罗斯歌曲，当报幕员介绍她是盲人时，全场再次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临散场时，外面的人都想一睹演员的风采，把门的已无能为力再阻拦了，终于造成了混乱，还挤伤了人。这慰问演出实在是太‘添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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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听见啰鼓响。一队穿红着绿的“高跷队”欢快的扭着秧歌。我真钦佩他们的脚上功夫，能在雪地上踩着高跷，而游刃有余。今日正是“闹花灯”的元宵节。我想起了家乡正月十五迎龙灯的热烈场面，不过那已经是儿时的记忆了。

食堂里凭票供应“元宵”，北方所谓的元宵，就是南方的汤圆，都是糯米做的。不过北方只有甜馅，没有肉馅的。吃法倒是颇讲究，在油锅里煎的焦黄，倒也香甜可口，不过吃起来有些牙碜。同桌的一位看了我一眼，零丁冒出：“比起阿拉宁波汤团差远了。”我也望了他一眼，“你是宁波人？”“是啊，侬哪的？”“婺州。”“哈，老乡。”　“贵姓？”“免贵姓武。”“哪单位？”“安山矿。”“技术员？”“采煤工。”说着三口两口的吃完元宵，用手套抹了一把嘴，起身走了。我望着他背影，心里想，鹤岭这地方，南方人还真不少呢。

晚上去接班，小抢救室里，已人去屋空。樊彤告诉我，娄林已一命归西，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走了。留给我的是深深的遗憾。愿他去天国的路上走好。

嗓子隐隐作痛，身上觉得一阵阵发冷，在医院值宿室早早的躺下了，不一会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朦胧间有人喊我：“方大夫，方大夫！”我一骨碌爬起来，感觉一阵头昏眼花，叫我的是三楼腹外科的医生郑民。他说：“实在忙不过来了，这一宿，来了两个‘肠梗阻’，你帮帮忙。”我勉强支撑着下了床，“要做手术？”“两个一起做。”“好，我马上就去。”

进了手术室，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恐怕是后半夜暖气不足，护士正在打电话要'气'，手术进行的不太顺利，两个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当我们下台时，天已经大亮，我瑟瑟的抖个不停，头重脚轻的进入更衣室时，一下栽倒了。郑民扶我起来，“累的吧？”他摸了摸我的额头，“唉呀，你在发烧。”一测体温39度8，郑大夫忙把我搀回值宿室，张罗着给我打退热针，挂上静点，一再抱歉的说：“都怪我。”我真的病了。

人在病中自然会想到亲友，但我不想麻烦别人，偷偷的回到了宿舍，没成想，陈慧回来了。“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唉，一言难尽。”他发现我神色有些不对，“你怎么了？”“昨晚忙了一宿，感冒了。”

陈技师从旅行袋里取出一瓶榆树大曲，“来，我们喝一盅。这白酒又消毒，又治病，喝得热乎乎的，再闷上一觉，管保你的病，明天就好了。”

果然，第二天，我觉得轻快了许多。陈慧问我：“年过的咋样？”我苦笑着答道：“还能咋样？几乎天天在医院。”“没去串门拜年？”“没有。”陈慧眯起眼睛，“我们中国人是礼仪之邦，春节、端午、中秋是最重视的，社会和学校不同，关起门来过日子可不行。”他点起了一支烟，意味深长的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知识，比专业知识更重要。处事练达即文章嘛。”我略有所悟，他接着说：“该去的不去，是会挑礼的，尤其是顶头上司，麻大主任就是爱计较的一个。”我真有些后悔，“那咋办？”“以后要多根弦，多个心眼。”他告诫我，人际关系复杂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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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四月天，江南已是莺飞草长，桃红柳绿的时光了。而在北疆煤城，春神姗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