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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实习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到各个科室轮转，要求掌握全面知识。

我轮转到内科，带我的是一位女大夫，叫周泉。她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在校的最后一年，未婚夫被打成了右派。但她痴情不改，夫妻双双来到了她的家乡“依兰”。

她在病人中挺有威望，口碑甚好，都叫她“周菩萨”。她一脸笑面，慈眉善目的，但眼神中隐含有忧郁，我能体会到，作为一个右派老婆，会是一种什么心境。她对病人很认真，对实习大夫要求也挺严格的，我欣尝她这种一丝不苟的医疗作风。

内科病人比外科还多，病房又脏又乱，走廊里加满了床，来苏儿的味道也特别浓烈。周大夫说：“农村缺医少药，难啊。”那天，抬来一个十七岁的学生，口吐白沫，抽搐不止，已陷入昏迷。周大夫来不及问病史，先做了检查，我看她给病人动动脖子抬抬腿，又做各种反射试验，然后肯定地对我说：“是脑膜炎。”让护士准备“腰穿”。她问我：“做过腰穿吗？”“看过，没亲自操作。”“你说一遍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我照本宣科的讲了之后，周大夫口角露出笑容，“好，你来做，要沉着，不要紧张。”她这一说，我倒真有些紧张起来，两手微微发颤。周大夫带上手套，把着我的手，让我体会进针脊髓腔的感觉。病人脑压挺高，脑脊液证实，是结核性脑膜炎。周大夫说：“诊断要抓主要矛盾，病人昏迷，颈部强直，克匿氏反射阳性，说明脑膜出了问题。”我有些担心：“他还有救吗？”“按理说可以静点或者脊髓腔内注射抗痨药，也许有救活的希望。但是我们没有进口链霉素，国产链霉素只能肌肉注射，能否救活就难说了。”只好下了病危通知。

我们真难以面对他的父亲，一个年近花甲的老农。他搔着过早白了的头发，喃喃的说：“那咋办呢？那咋办呢？我晚年得子，他母亲又死得早，好不容易拉扯他念到了高中，唉，没曾想会得这种病。”周大夫怜悯地说：“我们会尽力的抢救的。”

眼前的情景，使我感到在病人面前爱莫能助、无能为力是白衣天使的耻辱。周大夫也有同感，她说：“这里的原因复杂着呢，作为一个医生，凭自己的良知治病就是了。”只抢救了十个小时，这位结核性脑膜炎的青年就不治身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年迈的父亲，老泪纵横，抱着尸体久久不放…

空出来的床，又住上了一个光头老人。他干瘦的像个木乃伊，表情漠然，一言不发，听说是县*办送来的，是个和尚。我去问病史时，他只说了一句：“我没病。”就闭眼再不吭声了。我请了周大夫来，检查完后，对我说：“他已经病入膏肓，很难挽救了。”这位老和尚拒绝任何治疗，面壁而坐，口中念念有词。第二天一早，发现已“坐化”了。尸体僵硬，但姿态不变，我们不甚诧异。他是看破红尘，到西方极乐世界追寻青灯黄卷的慰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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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日门诊，有位农村大嫂找方大夫，一见到我，就说：“可找到你了。”原来是那位肠伤寒穿孔病人的妻子。她是到县城卖菜的，给我带来一小筐西红柿，我推辞不掉，身上又没带钱，只好掏出身上仅有的五斤粮票给她。她说啥也不要，我硬塞给了她，“给孩子买点吃的吧。”当我问及他丈夫的情况时，她叹了口气说：“刀口还流浓淌水呢，趴在炕上成了病秧子了，干不了活了。”“怎么不来医院看看？”“哪有那么容易啊，耽误工夫不说，还得求生产队套马车，来一趟可费事了。”她捋捋了满是汗水的头发，“掌柜的能捡回一条命，俺已经很知足了。方大夫你忙，俺走了。”

看她步态匆匆的远去，我一阵内疚，当初如果我们工作细心一点，事先告诫她，她丈夫也许不会因吃鸡蛋而引发“肠瘘”了。作为白衣天使，真容不得半点疏忽啊。

金香玉从急诊室慌慌张张的跑出来，我一把拉住她，“怎么了？”“来了个憋死的小孩，值班大夫要我去找五官科主任。”我进了急诊室，只见大夫、护士围着一个躺在病床上的小男孩，束手无策。这男孩胖胖的，大约四、五岁，小圆脸憋的青紫，嘴唇发绀，已奄奄一息。他的母亲失声哭道：“早上还好好的，突然喘不上气，就摔倒了，成了这样，大夫，这是啥病啊？”主任赶到时，男孩已停止了呼吸，瞳孔都放大了。吸氧、打针、体外心脏按摩、人工呼吸都无济于事。男孩的母亲呼天抢地，“我怎么向他爹交待啊。”我望着小男孩变成猪肝色的面庞，心中泛起了串串问号，好好的小孩怎么会猝死呢？我请教主任，主任睨了我一眼，反问道：“你说死因是啥？”“窒息。”“对。”“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