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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在中国召开了一次合伙人会议。巴顿自己过几天要去智利，然后前往巴西圣保罗，麦肯锡要在那里召开董事会。施瓦茨曼则计划将主要居所迁至巴黎并住上半年（当然，他在法国南部已经拥有了一幢房子），以便更好地把握他认为重要的欧亚投资机会。

施瓦茨曼的大半时间都在全球出差。他（作为联合创始人）所创立的黑石集团在全球的许多城市都有办公室，如上海、孟买、伦敦、巴黎和杜塞尔多夫。公司在美国境外既投入资金，也募集资金。

“精英群体中每个人的经历几乎相同，他们都与当地环境和当地政府有些格格不入。这群人正崭露头角。”埃里克施密特告诉我，“你所描述的那些人首先将自己视作全球公民。这是比较新的现象。虽然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长大的地方，热爱自己的母亲等等，但是他们自认为是世界公民。当世界发生了什么坏事，他们要为之操心的。”

“这是新的潮流、新的趋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创始人王辉耀主任对我说，“我们经历了贸易全球化，我们经历了资本全球化，现在，我们正经历人才全球化。”

第12节。

“再也没有人才流失或者人才增益的概念了，”王博士说，“只有全球人才流动一说。”

王博士回忆道，30年前，当他第一次来到北美留学时，每天只有一趟航班飞往中国。而现在，“一天至少也有三四十次航班”。

移居海外不再是从固定起点到固定终点的单程旅行。王博士将在旧金山（或温哥华）和北京（或上海）之间往返飞行的许多中国人比作“海鸥”。王辉耀自己也是一只“海鸥”：他在华盛顿特区时，我只能与他电话交流，他当时正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访问学习，他的研究院位于北京，而他在温哥华仍拥有一间曾经住过的公寓。

类似地，一位美国最成功的基金经理的妻子给我讲了一个短小真切的趣事：她的丈夫对达沃斯熟门熟路，而对出生地曼哈顿的街道却没那么熟悉。她解释道，他在曼哈顿时，配有专职司机的专车呼之即来，去哪儿都很方便；而在那个瑞士小村庄，地方实在太小，不便驾驶豪华轿车，他在那儿只能靠步行了。一位国际媒体总裁在过去的365天里有120个晚上在外公出，他说：“我们对空姐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自己老婆的。”一位在斯堪的纳维亚出生、上学的投资银行家事业刚起步时，曾担任伦敦和纽约众多跨国公司的投资顾问，如今他在为一位新兴市场的顶级富豪服务。他告诉我，他们一家人最近从伦敦移居香港，这比从纽约的一个区搬到另一区还要容易。┬米┬花┬书┬库┬&nbsp；www。7mihua。com

超级精英的全球化早在学校里就开始了。要通往顶级富豪圈并不需要专属护照，但确实有个途径，那就是母校——美国的常春藤盟校，再加上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及世界顶尖商学院（大多是美国的大学，不过当然有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正如本章引语中图罗所言，在这个世界，你在哪儿获得MBA比你是哪国人更重要。许多顶级富豪都在他们的祖国接受教育——记住，这是一个基本靠白手起家的群体——但是他们的子女几乎全在这些全球顶尖学校上学。许多富豪都让孩子趁早起步，把他们送进寄宿制学校，尤其是那些高贵的英国学校。在父母开放日那天，俄罗斯寡头乘坐的直升机降落在那些学校的操场上，这已见怪不怪了。中国顶级富豪每年开支的1/5是用于小孩的教育，这些家长是满腔热情的全球化推动者。《胡润报告》发布者、中国超级精英文化的首要记录者鲁珀特胡润表示，“当今，每5个中国企业家中有4个会考虑送小孩到国外念书。”中国亿万富豪更喜欢送孩子去国外读中学，英国的私立寄宿中学是热门之选。中国的百万富豪则把孩子送到国外的大学，以便孩子融入顶级富豪经济（plutonomy），美国常春藤盟校则汇聚了最多的精英。在达沃斯的饭桌上，我听见一位欧洲千万富豪对另一位东欧亿万富豪说，英国私立中学的好处是“除了能学习语言，还能交到合适的国际好友”。（在同一位国际择校顾问的帮助下，他们的小孩都进了英国私立中学。）

全球富豪的人名开始出现在这些国际精英学院的校名上。如今，牛津大学成建了两个学院。一个是将与哈佛的肯尼迪政治学院相比肩的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这所学院由出生于苏联的金属和石油巨头莱恩布拉瓦尼克捐资7500万英镑建成。布拉瓦尼克出生于苏联敖德萨市，在哈佛大学获得M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