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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国和美国——就会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工资被压低了。这一结果是可预见的。彻底的全球化其实意味着美国和中国的工资水平相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完美市场，但我们不喜欢那样。”

事实上，我们不再生活于“上帝庇护下的美国”，而是“上帝庇护下的世界”。全球化正在发生——整个世界正变得富有。这场转型产生的很多代价正由西方发达国家中某些特定的工人群体承担。

我们习惯认为左派具有全球主义的视角，比如自由主义者会担心非洲贫困问题或者印度女子的教育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不再是心怀仁慈的自由主义者，而是残酷无情的资本巨人。

保险巨头AIG（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史蒂夫米勒是底特律一位传奇的绩效大师（其著有一部畅销的回忆录《扭转乾坤》）。他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时，同我谈到全球化和就业问题：“首先，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我认为全球的每个人，不论在什么国家，都应该享有我们在美国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机会。全球化真实存在，是不容争辩且长期存在的事实。全球化意味着如果产品可以流动，不同水平的技术工资级差将遭到某种程度的消除，尤其是对于那些自由流动的工作岗位而言。”

如果你运营或拥有一家全球公司，那么至于你是什么国籍，真的无关紧要。但是，欧特、多恩和汉森表示，如果你是美国工人，那么“工资级差的消除”则实在令人苦恼。

范雷南教授说，这种紧张关系已经积累了多年，只是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了。他认为，金融危机激起了一波平民主义的抗议——从右派的“茶党”到“占领华尔街运动”。

“过去的二三十年，这类事情并不罕见，”他说，“而现在的情况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恶化，所有这些问题都变得尖锐突显。”

“双生镀金时代”正在相互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正在为西方国家创建新市场和新供应链——苹果手机在中国生产，并在中国销售；西方国家第二次“镀金时代”的新技术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与19世纪相比，在这个计算机和即时通信的时代，建造铁路或者钢铁厂变得容易多了——发达国家同时也为工业化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市场。

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阿舒托西瓦尔希尼生于印度，他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度过了人生一半的光阴，他的妻儿也在那里定居。2011年11月，世界经济论坛在孟买召开，他在出席会议时告诉我：“印度的镀金时代将是美国第一次和第二次镀金时代的结合，且这种现象正出现在21世纪的印度19世纪的信息传播速度无法同今天相比。如今，8亿印度人民用手机互相联系着。”

“双生镀金时代”也会互相阻碍。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解释就是：中国“镀金时代”和西方“镀金时代”间的冲突造成了危机——财政失衡作为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部分，也在信贷泡沫扩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正是2008年的泡沫破裂才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两个“镀金时代”有许多共同点，并在互相强化。两场转型都在创造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一部分原因是变革通常是艰难的，另一部分原因是这种猛烈的转变带来的回报是非常不平等的。

此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整个世界不会再拥有释放压力的“逃生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北美和南美的边疆。当城镇化的负担太大，或不公平现象过于严重时，欧洲的民众会抱团移居国外。但即便存在这样的选择，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制造的冲突和不平等，也通过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才得以解决。

“从长远来看，我们会状况良好，”范雷南教授说，“但这取决于你选取的时间范围。毕竟，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损失。最终，人类将繁荣昌盛，资本主义会起作用。但是从中等时间长度来看——如三四十年——可能会出现难以置信的混乱状况。我很担心接下来几年会发生什么。”

第7节。

若以超世脱俗的全球眼光来审视超级精英，短期的“混乱”在“双生镀金时代”的转型力量面前相形见绌。

对未来悲观的人强调了社会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由于西方中产阶层的逐渐消减而形成的中空，但奥尼尔先生总结全书时，用真挚的话语反驳了那些悲观的人：

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这段历史所关系到的远远不止商业和经济。我们正经历着可能是有史以来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最大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