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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问题上，与汪精卫等之间，有着原则的区别而已，蒋介石虽然主张国共合作，但也不愿看到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与态度，也未作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处理国共关系的问题上，蒋与汪之间，既有原则性的区别，但也有一致之处。正是由于这种复杂的关系与心态，所以蒋介石对成立“艺文研究会”这样一个组织，也是支持的，并每月拨款4万元资助其活动，希图以这个并非完全官方的团体，暗中同共产党进行斗争。

艺文研究会（2）

艺文研究会设理事会，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均为理事。由汪精卫负责实际指导。理事会设平行的总务与设计两个总干事，以周佛海为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当时军事委员会已经改组，撤销了大本营，大本营原设之各部，有的撤销，有的归并于相关机构，原第二部撤销，周佛海第二部副部长之职务也因之撤免。因此，他除担任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副主任外，主持艺文研究会，便是他的一项主要工作。

总干事之下分设有各组，在汉口设立的有研究组、总务组、调查组、出版组、人事组及经济考察团、编译委员会等。各组设主任干事各一人，干事及助理干事各若干人。研究组主任干事由陶希圣兼任，梅思平任副主任干事，总务组主任干事罗君强，调查组主任干事刘炳黎，出版组主任干事叶溯中，人事组主任干事刘百闵，经济考察团由陶希圣及侯树彤主持。编译委员会由主任委员陶希圣及吴景超、陈之迈3人主持。另在香港设国际编译社，专门研究国际问题，由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主持。艺文研究会编辑发行“艺文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出版组之下，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出版社”，专门编印各种小册子。

艺文研究会设总会于汉口，总会以外尚设有长沙、广州、重庆、西安四个分会，另在成都、昆明等重要城市派有通讯员。香港国际编译社实际也属于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国际编译社出版《国际问题》、《国际周报》、《国际通讯》三种刊物。由汪精卫的亲信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梅思平主编《国际问题》，樊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朱朴主编《国际通讯》。他们每周举行一次国际问题座谈会，会后就国际时事起草两份报告，交由周佛海转呈蒋介石与汪精卫。“国际编译社”只是内部的名称，对外不公开，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

同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后，在汉口的各机关开始西迁，艺文研究会亦于7月底迁往重庆。此后，内部组织稍有变化，研究组改称编审组，人事组、调查组无形取消。由于总会迁往重庆，原有重庆分会取消；广州失陷后，广州分会取消；长沙分会由于发生长沙大火而取消，西安改为通讯员。12月，汪精卫、周佛海出逃后，艺文研究会也就奉命结束。

艺文研究会成立之始，即大力贯彻其对内*，对外主和的宗旨。首先，千方百计的控制舆论。第一，是直接出版刊物，如《政论》旬刊（后改半月刊），及各种小册子等，专门刊登汪精卫、陈希圣等人鼓吹*及与日本“和平”的言论。同年3月，《政论》旬刊第六期（3月20日出版），以答问的形式，刊登了陶希圣关于“艺文研究会”宗旨及活动内容的谈话记录。陶希圣声称：艺文研究会的口号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内求统一，外求独立。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并以建立“*政治”为幌子，攻击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割据、是分裂。他声称：“*政治不是政治割据，要把割据当成*，是历史的倒退，不是社会的进步”；“*政治不是民族分裂。要乘国家对外作生死存亡的抗战的机会，用*斗争来减低政府力量，混乱政治的秩序，这是*政治所不许的。”

艺文研究会（3）

艺文研究会控制舆论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拟定宣传方针指导及资助，收买拉拢非国民党系直接办的报纸杂志，使其接受艺文研究会的“指导”。如研究组，其任务除分门别类搜集资料，分析国内各种报刊的言论动向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拟定宣传纲要，供各报刊采用。据统计，艺文研究会补助津贴的报纸杂志有四五十家之多，遍及国民党势力所及的区域。143

除此，艺文研究会以及周佛海本人还大力散布失败主义，为对日“主和”制造舆论。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会后，周佛海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务。4月30日，《民力》周刊登载了周佛海所写的《抗战建国的两个要点》一文。他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