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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吵又是因为什么呢？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和自己有关，因为她明明白白地听见爸爸说：“她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听见妈妈说：“我是她妈！”爸爸还说：“不能让你毁了后辈！”这不是在指她吗？可是，汉语里的“她”和“他”发的是同一个音，使她又不能断定指的到底是她还是哥哥。咳，要是爸爸用英语吵架就好了，“she”和“he”分得清清楚楚！但妈妈又不懂英语……新月为自己的胡思乱想而觉得好笑了，她对着镜子无声地笑了笑，那笑容是困惑的，是苦涩的。

哥哥天星下班回来了，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饭。大门旁边的五间倒座南房，东头两间姑妈住，西头是厨房和贮藏室，中间这一间是接待一般客人的外客厅，也是一家人吃饭的餐厅。

姑妈端上了打卤面，这是为了祝贺新月的十七岁生日而特意做的“寿面”。北京人爱吃面，能做出许许多多不同的名目，炸酱面、麻酱面、热汤面、一和汤面、氽子面……都不算什么稀奇，比较讲究的就算打卤面了；姑妈做的打卤面就更为讲究，她把面神得又细又长又匀溜又筋道，挤在碗里，浇上又香又浓的卤汁，那里边有香菇、口蘑、木耳、虾仁、黄花菜、玉兰片，像流动的“金绞蜜”琥珀，不等吃到嘴里，看着就让人眼馋，何况又是在1960年！自从国家进入“经济困难时期”，珠米桂薪使人们把兴趣相当浓厚地集中到“吃”上：怎样让有限的粮食定量填饱肚子，怎样更有效地保持体内热量，怎样充分地受用那些珍贵的票、证……从家庭主妇、一般市民到机关干部、工人、学生都不得不在饥肠辘辘声中时时想到这些问题，切身体会“民以食为天”这一自古真理的严峻性。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的粮库已经几乎挖空，面临脱销的危险，中央发出紧急指示，要求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并且采取措施，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压低城乡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提倡采集、制造“代食品”……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姑妈为这顿打卤面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就简直像一场成功的战役了，也不知她是怎样从无货不缺的商店里买到那些原料的！和孩子的姑妈眼里，她是这个家庭的主宰，有着不可动摇的权威。

新月捧着这碗“寿面”，几乎要落下泪来。十七岁了，她已经度过了十六个生日。她不记得最初的几次生日是怎样度过的，自从她记事儿以来，这一天常常是毫无表示的，似乎被人遗忘了。而且，她的生日到底是哪一天，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爸爸说是阳历七月七日，阴历六月初五。可是这两个日子很难赶到一天，就不知道该以哪个为准了。妈妈和姑妈都是不理睬阳历的，今天的这个生日显然也就按她们的原则来过的，爸爸也并没有反对。过生日无非是表达一点美好的愿望吧，爸爸不会因此而争执，何况也不是每年都过。如果不是姑妈心里记着，恐怕今天又被忘记了。新月端起碗来，深情地望着姑妈，说：“姑妈，谢谢您……”

姑妈慈祥地笑了，对她说：“新月，不是这么个说法儿，你该谢的是你妈，这一天是她为你受难的日子！”

新月顿时意识到自己的疏忽，脸微微红了，朝旁边望着妈妈，按照姑妈的指点，说：“妈，今天是我的母难之日，感谢您把我带到人间……”

韩太大刚要吃面，看新月说得那么一本正经，笑了笑，对姑妈说：“成了，成了，别难为孩子了！当妈的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她一个姑娘家哪儿知道那受的是什么罪？吃面吧！”

韩子奇一直沉着脸，也许是因为刚才吵架引起的不快还没有消散。他望着新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新月，十七岁了！爸爸没忘……原谅爸爸，不能给你过一个像样儿的生日……”

“打卤面，我已经很知足了！”新月说。

“该买一块生日大蛋糕，插上十七根儿蜡烛……”

“我憋足一口气，噗，一吹，全灭了！对不对？我在电影里看过！”

姑妈听得各漾：“那叫什么事儿？吹灯拔蜡？”

新月笑着说：“姑妈，您不懂，那是外国的风俗！”

“外国的风俗有什么好？”韩太太面带不悦。瞪了韩子奇一眼，“吃吧你！又显摆你多知多懂？”

韩子奇就不言语了。这年头儿，“外国”这个词儿不怎么好听，容易令人联想到“帝国主义反动派”之类，这一点，做外贸工作的韩子奇自然是很敏感的。韩太太这么点了一下，他就住了嘴。在孩子面前谈论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不好的。

餐桌上的空气显得压抑，姑妈只好出面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