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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礼节性地互相对骂了一阵之后，“丹佛”便直截了当地问我愿不愿意跟剧组出去拍戏。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地方。哪怕只是一段时间，也能让我重新找到些生活的勇气和力量。

“丹佛”并没有太多地给我介绍剧组的情况，只是简单告诉我：那是一部小成本的电视短剧、要去藏区拍摄，并且反复叮嘱我一定要在第二天中午一点之前到剧组报到。

放下“丹佛”的电话，我激动得一直有些手足无措。女孩们更是表现的兴奋异常——在此之前，虽说她们也都听我吹嘘过在剧组的见闻，却大部分并没有信以为真。这次见我真的要去“拍电视”，便众星捧月般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问了许多关于“影视圈”的话题。在虚荣心极度膨胀的情况下，我不免又吹五幻六地炫耀了一番……

由于无法联系刘海文，我便用公司的电话“呼”了冯宽，求他帮忙为我请个事假。听说我要去剧组“拍电影”，冯宽也显得格外惊喜，他不仅大包大揽地答应说请假的事包在他身上，还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勉励、鞭策了我很长时间。

一切安排妥当，我回到储藏室开始准备出门的行李。小江和“老等”也都知趣地回到了自己的宿舍，只留下琳子依依不舍地陪在我的身边。这天晚上的琳子显得十分安静，自始至终只是静悄悄地看着我，并没有说出什么离别的话。然而她越是这样就越是让人感到气氛的凝重，而她的样子也因为有了心事而越发显得楚楚动人。我一直不认为自己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可是此刻我却真的不敢去看琳子的脸，因为我担心她的眼神会在瞬间就溶解掉我离开的勇气。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起身准备离开。为了不惊动几位女孩，我特意把每个动作都做得十分轻柔。尽管如此，女孩们还是察觉了我的动静，纷纷跑到储藏室来和我道别。下楼之前，我和每个女孩都拉了拉手，到琳子时，她轻轻对我说了句：“路上小心……”

看着她脸上让人刻骨铭心的美丽，我开始觉得自己的决定竟是那么愚蠢……

早上七点四十五分，我终于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在这里我之所以沿用“踏”这个字，完全是出于对语言传统的尊重。其实当时的真实情况是——在离车门还有两米的距离时我就已经被挤得双脚悬空，整个登车过程中我的身体一直处于一种不受控制的悬浮状态，双脚也从未“踏”到火车的任何部位。

这次挤车的经历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神奇力量，从而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与不屈。我想，如果让当年那些日本军国主义者都亲眼见识一下我们的国人舍生忘死挤火车时的悲壮场面，也许他们就不会愚蠢到去发动那场自取灭亡的罪恶战争了……

很多人愿意把拥挤的车厢比做沙丁鱼罐头，我觉得这个比喻虽然形象却并不恰当。因为罐头里的沙丁鱼通常都很安静，而我们的车厢里却热闹得如同一个生意兴隆的屠宰场——总有一些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挣扎，虽说这种挣扎未必能够切实改变他们的命运，可至少能使周围的气氛显得更加繁荣和热烈。

依偎在这样一些热情洋溢的同胞们的怀抱里，我感到既无奈又安祥——我的无奈是因为我丝毫无法拒绝这些热气腾腾的怀抱；而我的安祥则是因为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即是使因这种过于紧密的拥护而缺氧昏迷，我也不用担心会跌倒在冰凉的地板上……

丹佛4

经过了四个多小时的颠簸，我终于再次回到了阔别近三个月的北京。

走出火车站的候车大厅我不禁有些感慨万千——想到当初离开北京时的踌躇满志，我不得不慨叹这世事的无常。

在北京站的站前广场上，我停留了大约一分钟——由于走的匆忙，我竟忘记了带上那个记载着报到地点的小纸条。我绞尽了脑汁也想不起要去的那个宾馆的名字，于是便快步走向站前的公用电话亭，准备给“丹佛”打电话确认一下地址。刚刚走出几步，却看见“丹佛”正远远地站在地铁口拼命向我招手。

“靠！你丫怎么过来了？”我急忙跑过去满心欢喜地问。

“快点儿吧！来不及了！”“丹佛”一脸焦急地接过我的小包，转身就走。

“喂！去哪儿啊？不坐地铁呀？”我紧赶了两步。

“地铁倒好了，我开车来的！快点！”“丹佛”头也没回地说。

“你丫什么时候买车了？”

“快俩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