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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汁，更应该去管管其他行业的垄断。比如电力、通讯、移动、石油等等。这才符合《反垄断法》的立法初衷。愤青不去呼吁打破这些垄断，却对无关国计民生的果汁反应如此过度，实在是找错了发泄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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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毒的中国文化奶粉

廖保平：有毒的中国文化奶粉

有一则爱国短信是这样说的：

等两年咱们中国强大了，全叫老外考中文四、六级：文言文太简单，但要求使用毛笔答卷，这还是便宜他们了。惹急了，一人一把刻刀一个龟壳，刻甲骨文；听力全部用歌曲，《双截棍》听两遍，《*台》只准听一遍——这是咱们中国人最慢的语速了；默写《义勇军进行曲》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要用繁体字；阅读理解题，全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和1966年的5？16通知；口试要求唱京剧《红灯记》和绕口令“吃了葡萄吐葡萄皮”；实验考试，男的考包粽子10个和汤圆100个，10分钟完成；女的考缠三寸金莲，5分钟内完成……

笑话以夸张嘲讽取胜，这样的中文四、六级考试对老外来讲难于上青天，对土生土长中国人，也必定会两眼犯傻。动脑的功夫好说，文言文、繁体字、书法都无碍，动手的功夫就不一定行，包粽子汤圆、缠三寸金莲，天啊，有几个人会啊。

这则笑话的撰写者深谙中国的文化精髓，看看，古文、书法、京剧、相声、粽子、汤圆、金莲、官话……哪一样不是中国的，哪一样不是文化的，哪一样不是“精髓”的？老外搞懂这些东西，不止可过中文四、六级，过中文托福也没有问题，弄个国学大师当当也绰绰有余了。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无独有偶，正当我为这个笑话乐在其中的时候，猛然想到报纸上说，云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彭姓老教授，当真主张在高校设置一个文言文的四、六级考试，用制度、规定要求学生达标。“外语学习在我国还有四级、六级的硬性指标，文言文学习能不能也立个规矩，定个明确的目标呢？”他说：“在学校中加强传统文化的教学，尤其是文言文的教学很有必要。这不是复古，也不是赶时髦，而是普及传统文化的救急措施。”（《春城晚报》2008年10月16日）

这位彭教授的良苦用心可谓青天昭昭——“怕文言文在100年甚至50年后成古董，成为博物馆里的东西”，“文言文是中国人丢不得的东西，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必须要有文言文做基础”。

老先生这番用意可敬与可佩，但为挽狂澜于既倒下重药，并强制吞服的态度并不可敬与可佩。倘若传统文化真是山珍海味，有人确实不愿意吃，我看还是由他去罢，按下人家的头去逼着吃，算不得是文明的待客之道。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特别讲究礼义廉耻么，怎么彭老先生做起事来就全忘了呢？

倘若以革命的名义，那自然不用讲客气，只是，当年胡适博士为了人人皆可读书识字，发起了“文学改良”，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白话文学的“八不主义”：一不言之无物，二不模仿古文法，三不讲求（拘泥）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不用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俚语。这才革了文言文的命，迎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人的解放，现在我们又要革它的命回去？

语言也遵循自然的淘汰法则，没有淘汰哪来的古董？千年文言文被一炮轰倒，并非胡适等一帮文化人武功如何了得，而是文言文走到那个时候，就像封建皇权、科举八股，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胡适们也就是放了最后一根稻草而已，这是胡适自己也清醒承认的。气数已尽的专制体制崩溃了，一整套话语体系随之崩裂，是历史的必然。随之而去的还有下跪、作揖、辫子、口称奴才等等，我是断然不会为之惋惜的，也断然不想与历史潮流作对。

时至今日，我不止一次看到有人在反思当年胡适们发起的文学革命，觉得胡适们当年用力过猛，以致掐断了传统文化的血脉。现在赶紧要做补救的措施，教授倡言设置文言文四、六级考试，就算补救措施之一种吧。

如果我们了解传统文化，要读点原著，而不是嚼别人嚼过的馍，是要懂点文言文才行，这是一座过河的桥梁。此外，也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纵使糟粕再多，也还是有其精华，为了吸这点精华，也要先弄懂再说。鼓励学文言文并非坏事，对于有志研究传统文化者，让他们考文言文四、六级，考文言文托福都无妨。只是，我们见过全民研究古董的吗？语言依存的前提是用于交流，现在不兴用“之乎者也”来交流，纵然考个文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