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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强调，新政中的政策也并不是一直都是彼此相互支持的。举个例子来说，《国家工业复兴法》在提高工资和物价的同时，货币供给也开始膨胀了。如果我们忽略人们的预期，只关注凯恩斯效应，那么政策就相互冲突了。国家复兴局的法规将日益加剧的货币扩张引导为物价的上升而并不是生产的扩张。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蒙代尔效应，这两种政策看起来是可以一起作用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如果NIRA改变了人们的预期并且降低了实际利率，那么货币扩张就没有它看起来那样重要了。而且，如果货币扩张降低了实际利率，那么NIRA就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了。所以这些政策组合的作用效果的评估依赖于对人们预期的精确研究。

在1933年至1937年的快速复兴之后，经济经历了重建，虽然有短期的紧缩。1937年的萧条很明显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导致的。高就业政府盈余在1937年有着显著的增长。高就业政府盈余主要是指政府的支出小于政府的税收收入，这些税收收入是由高就业带来的。　1936年需要支付一笔数额巨大的退役津贴，这是继1931年之后的再次支付，高就业政府盈余的增长在这笔支出后终于停止了。财政紧缩开始了。

在这个时候，联邦储备也因银行系统超额准备金的数量而敲响了警钟。即使在有困难的时候，银行也有强大的准备金做缓冲，美联储因此认为它失去了对货币政策的控制力。

为了结束这些超额准备金，美联储在1936年将法定准备金上调到原来的两倍。这个政策的宏观效应无法预期，只是超额准备金消失了。但是银行对它们超额准备金的规模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在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它们采取紧缩的政策来重新建立超额准备金。货币紧缩产生了。

随着目前人们逐渐褒奖货币紧缩政策，历史学家却对这两种政策哪种作用效果更大一直争议不休。但是比起经济对政府政策的依赖而言，这种分歧并不那么重要。如同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紧缩中那样，政府在1937年又一次证明了它收缩经济的能力。失业率在1938年显著上升，经济的萧条使充分就业延迟了几年才实现。20世纪30年代的记录之所以看上去如此惨淡，部分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晚期又出现了一次经济萧条。这种萧条的反复表明人们并没有从大萧条中吸取多少教训。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在1936年才出版，并且之后很多年都没有被人们广泛地接受。否则它就会教导我们，完全的复兴并不是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20世纪30年代期间，通过维持美元的对外价值从而将复兴的果实传播得更广泛，这种记录清楚地揭示了多重目标的存在。

1937年的萧条来得猛烈但持续的时间短。产量在1938年迅速下降，但在1939年又恢复了，失业率也随之降低。这次萧条后的恢复比之前的恢复更加迅速。它吸收了20世纪30年代期间闲置的劳动力。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促进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这种扩张是在美国参战之前，甚至是在美国生产得益于希特勒战败前。对纳粹进攻的恐惧感的迅速上升，刺激了重新出现的黄金流入，这导致了货币供给的恢复，货币供给的增长甚至超过了之前增长的速率。这次的货币扩张是美国走出大萧条的最后推动力。

第13章 20世纪的银行业和金融（1）

尤金·N·怀特（EUGENE　N。　WHITE）

引言

为20世纪美国经济增长融资的不断扩大的资金流动受金融创新和政府管制交替更迭的影响。20世纪初期，随着竞争的阻碍因素的减少，市场的一体化趋势加强。但是金融体系还很不稳定，安全性和合理性只是公共政策追求的目标。联邦储备体系和新政尽力保护储蓄者和投资者。随后的稳定局面证明这些保护措施是成功的，这些政策似乎很成功。但是大萧条期间和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股市崩溃和银行业危机，暴露了这些政策的局限性。在特殊利益的驱使下进行的银行业和金融改革建立起了一个复杂且繁琐的管理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压力促使传统的金融中介萎缩，新的机构和市场得以发展。只是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在整个金融系统陷入通货膨胀和停滞局面之后，美国才开始全面解除金融管制。新政实施前的趋势再次显现，各种金融中介之间的区别削弱了，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增强了，效率也提高了。

战争和和平期间的联邦储备：1913—1929年

1913年，为了防范银行危机建立了联邦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