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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它们“给人们以激励和鼓舞，增强了人们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纵然如此，摄影艺术在我国文艺领域内还是一支新军。对新闻摄影来说，更是如此。

新闻摄影“正确的采访路线”，大体可以概括如下：

根据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当前中心工作与报道的需要，记者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依靠各级党的组织，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基础上，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比较，从中选择足以体现党的政策思想的、对人民群众有教育意义的、能反映当前工作的本质状况和动向的新人物、新事物、新经验、新情况，给以真实、生动、自然、优美的形象报道，以事实的真实形象，对群众进行政治鼓动并对敌斗争。

自此，这一争辩三年，席卷整个摄影界的风波告一段落。

。　想看书来

后记（1）

2008年5月11日中午，我最后一次核实完引征的所有资料后，打算第二天约请本书编辑谢艳芝小姐，把书稿交给她。同时约请多年来一直提携、鼓励我的师友，金城出版社社长王吉胜老师，喝杯咖啡，或茶，要么去离出版社不远处的孔乙己酒家喝杯黄酒。当然，这一切全由他签单结账，这是写作开始便有的约定。

从2006年仲春动笔写作，到2007年3月初稿完成，再经历反复核实修订，斗转星移，甘苦自知。此时，我期待自己尽快从中解脱出来，过上一段无所事事的日子。

一部书稿从写作完成之时起便有了自己的命运。作为文本，她将遭遇读者的多重解读，正像我在当初翻检那些尘封的历史碎片，依凭自己的勇气、感悟与调查，做出如此解读一样。这里所作的解读也是不完整的，更不可能是结论性的。

5月12日这天发生的事情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计划，甚至人生，我的计划也受到影响。四川大地震过后的第二天，约定取消。5月13日下午15时离开报社去灾区前，把书稿交到临近办公室同事姜蕾手中，拜托她“把书稿过一遍”，等我回来后交给我。

我深知，这是个艰难的任务。成书后的3个月时间里，我几乎无法把自己写下的文字系统地读一遍。但我在完成第一遍修改之后，我的同事潘平还是耐心地当了第一位读者，通读全部书稿。他有20年的图书出版从业经历，对于近现代中国史有几近痴迷的研究与积累，他对书稿价值的基本判断，让我增添了出版的信心。而此前正是他把自己多方收集的相关资料无私地供我使用。

其间，通读书稿，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的有：中国人民大学盛希贵教授，中国残联宣教中心主任、摄影家王涛先生，出版策划人、作家马明博先生，三联书店编辑张琳小姐，作家安顿女士，我的同事、著名新闻摄影人贺延光先生等。中国摄影家协会展览中心主任吴鹏，以其丰富的学养及对摄影史百科全书式的讲述，为我提供了诸多启发，甚至灵感。他还亲自与我一道进行过访谈。

穿梭在城市的图书馆、资料室、家庭、办公室甚至旧货市场里，一次次去寻访当事人的过程，实与人类学家不远千里抛开自己的生活而做的所谓田野调查并无二致。带着这种心境，把那些似是而非的陈见、知识抛开，以对遥远异邦的兴致，把街区当田地，把马路当田埂，把熟知当无知，把常识当鲜见，把同行当异族，把电线杆当作村头水口居住神仙的老樟树，唯其如此，才会为自己孤独的写作及凡俗的生活增加诸多乐趣与理由。我住在马连道，每每步行去皇亭子拜见年逾八旬的戴戈之先生；我住平安里时，也曾步行到魏公村去已故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高帆先生家，拜见他的妻子，原新华社摄影记者牛畏予老师；我从工作单位所在地海运仓搭乘报社的车去50公里外牛栏山南麓马坡拜访铁矛老先生时，都抱有这样的心情。马连道、平安里、皇亭子、魏公村、海运仓、马坡，仅仅听听这些地名就够了，这哪是北京啊，写在笔记本的边上，哪一个不像真正的乡野地名？再加上几公里虔诚的步行，与调查对象面对面晤谈，感性与理性、历史与现实交替突现眼前，真有几分都市人类学家的味道！

除了靠自己能力所及，工作之便，甚至包括旧货市场上收集的资料外，写作过程中参阅的大量史料、档案、图书出版物、内部印刷品等，得益于书中所涉猎新华社（包括一些分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中国青年报社等新闻机构同行及资料管理人员的帮助。他们帮我从那些反复搬迁的旧仓库中找到多年无人问津、布满灰尘的资料袋，按照我所开具的线索，终于抽出一份份价值或大或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