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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从日本京都飞来的慧子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慧玲。因为这个特殊的记号，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是中国人、叫罗大中，住在美国西部的加利弗尼亚州。想到平生第一次要和父亲见面，慧玲一路都合不上眼。当年母亲离开美国回到日本的时候，慧玲还没有出生，只是个怀了三个月的胎儿。

那是1949年的春天。

慧玲不知道母亲初到日本的日子是怎么过来的。没有工作、物资奇缺。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日本成了盟军的代工生产基地和物资供应站，就业问题一下子发展到另一个极端。许多家庭从没有工作一夜之间变成工作太多、常常干到半夜都干不完。这种情况延续了很多年。那时候，好像整个国家都在不停的赶着制造一部天大的机器、各家各户都在为这个机器加工着永远也加工不完的零件。慧玲经常想，如果父亲在、家里的境况可能大不一样。母亲也许用不着干那么多本来应该男人干的事。终于有一天，母亲病倒在床上。也许太累了，她一连躺了一个月。慧玲也偷偷地哭了一个月。每次擦干眼泪、她都非常小心地睁开眼睛，希望看到想象中的父亲正出现在街巷转弯的地方。迈着大步向家里走来，一边走还一边招手。然而每次都让她失望。父亲为什么不回来？难道她根本没有父亲？

看到慧玲脸上没有擦干得泪痕，母亲开始讲起父亲和他生活的地方。记得每次接到父亲来信的时候，母亲都要讲一段关于父亲的故事。这些故事串联起来，慢慢构成了一个可亲可敬的生动形象：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家，他有着一颗孤独的心，心中还珍藏着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父亲出生在上海一个成功商人的家庭，他从小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15岁的时候小提琴就拉的很出色，受到当时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指挥梅百器的夸奖。经常受邀观摩乐团的排练。有一次；乐团的第二小提琴手生病，一连几天不能起床。急得梅百器不停的用指挥棒敲自己的脑袋。有人想起了父亲。可是没有人想到，从来没上过台的父亲居然一次排练成功。那次演出的、正是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的名作《新大陆交响曲》。梅百器当时非常高兴。事后，他对父亲说，好好学习音乐，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小提琴手。他不知道，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父亲的兴趣已经不再是第一小提琴手的宝座，而是梅百器手里的指挥棒。他觉着任何一件乐器所能产生的效果都太单纯，只有整个乐团几十件乐器的协同音效才能起到激荡人心的强力效果。他的理想是当一个乐团指挥。可惜的是，父亲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他的理想，却无意中成就了另一位天才指挥家、慧玲同父异母的舅舅高天朔。

高天朔比父亲小2岁，同是一位提琴老师的学生。他的父母当时是住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学小提琴是父母的意思，高天朔并不喜欢、学起来显得愚钝。老师教得不耐烦的时候，父亲就义务担当起辅导的责任。所以父亲实际上既是师兄、又当师傅。三十年代，日本政府蛮横无理的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殃及本国侨民的形象。连小小的高天朔也免不了让孩子们拦截在回家的路上，被推来搡去、直到掉眼泪为止。有一回被父亲撞见了，就把他领到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排练场暂避风头。没想到高天朔一看见梅百器指挥乐团的潇洒气度就不想走了。不久，高天朔就跟着父母去了美国。父亲和高天朔之间从此隔着太平洋，两个人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大陆上憧憬着当指挥家叱诧舞台风云的梦想。

1937年，日本的扩张野心延伸到上海、威胁南京。父亲一家只好在硝烟中背井离乡、移居重庆。不久，日军开始对重庆实行扫荡式大轰炸。不分居民、军事设施，都成了日军撒野的目标。一个凄冷的夜晚，几十架日机突然出现在重庆上空。在警报和飞机俯冲惨烈的呼啸声中，无数颗炸弹向手无寸铁的居民砸下来。沉闷、震耳的爆炸声响成一片。一颗炸弹正好落在父亲家的院墙上，震倒了小楼的一角。父亲一家都倒在血泊里。轰炸结束后，救护员发现了被自己父母用身体和生命保护着的父亲。只见他两只手紧紧地捂着耳朵。虽然活了下来，可是从那天以后，父亲很长时间都听不到声音。他一气之下把小提琴摔在地上。无论木片破碎、琴弦振颤的声音如何撕心裂肺，父亲都只能用一双泪眼把那活生生的一幕当成无声电影来看。

后来，父亲受到几位亲戚的照料、漂洋过海来到美国。虽然听力慢慢恢复、在助听器的帮助下完成学业、取得数学博士学位，但是他心里明白、当指挥家的愿望已经成了一个永久的梦想。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的梦想才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