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第2/4 页)

的读音套出来的。作者在书的扉页上解释道：“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加比赛，但凡各事皆须要决心毅勇，便能与人竞争。”宋先生只说对了一半。试想，运动员连国门都迈不出，纵有决心与毅勇，又当何用？

1924年，巴黎的第八届奥运会就要举行了。有三个喜欢打网球的中国留美学生吴仕光、韦荣洛、徐恒，相聚在一起，议论中心为中国又不派运动员参赛而愤愤不平。此时，美国人已组成291人的庞大奥运代表队，即将远征了。那是何等气派！相比之下，四万万人的中国，仍然在奥运会的大门外踯蹰观望。一个稍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怎能无动于衷！

这几个可爱的小伙子，明知自己网球水平难与世界好手匹敌，也没有人会为他们慷慨解囊，毅然自掏路费出征了。他们首先绕道澳大利亚，参加戴维斯杯网球赛，作为热身。赛毕即马不停蹄赶赴巴黎，雄赳赳地打上奥运会的网球赛场。他们初赛时就被淘汰出局。人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取得参赛资格，又是打着什么旗号报名的。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意义不在比赛的胜负，而在于参加；在于他们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由于他们的出赛，并非为他们的祖国的派遣，他们的技术水平又无惊人之处，所以，体育史家并没有视之为第一批正式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今天回头看看，他们的行动是多么勇敢，多么自信，多么雄壮，多么闪光。他们身上有那么一些中国人的自暴自弃的萎靡相吗？没有。何谓中华无人！

1932年7月8日上午。上海黄浦江畔。

连阴多日的天好象突然放晴了，蔚蓝色的天空，飘着几堆棉絮状的白云。外滩的一幢幢洋楼在喧闹声中兀然屹立。南京路、陇海路，……行人如潮水般，向黄浦江畔流涌。

黄浦江，混浊的江水，插着星条旗、米字旗的巨轮，沉闷的汽笛声，还有从浦东一座座大工厂里飘过来的股股浓烟……

码头上挤满了各色人等。西装革履，长袍马褂，有政府要员，有也普通市民，学生，商贾，黄包车夫。一条十几米长的横幅上写着：“今日送君出征，来日恭候佳音。”还有些人手里举着三角形的小旗，红的、蓝的、绿的、黄的。人们议论着，期待着，脸上凝聚已久的“九·一八”的阴霾似乎变得明亮了些，欢快了些。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寻常的日子。

九时许，一辆黑色的福特牌轿车，在人们的瞩望中开进码头。车上走下来三个人，其中一个年轻人穿着法兰绒上衣，白色哗叽裤子。

“他就是刘长春！”人们一下子认出了这个正要踏上奥运会征程的中国唯一的选手。此时刘长春的名字已家喻户晓，前几天上海各报都登出了刘长春的大幅照片和他出征洛杉矶奥运会的消息。他将作为中国唯一的选手横渡太平洋到美国洛杉矶去参加第十届奥运会。走在刘长春身边的，一个是体育界知名人士赫更生，一个是教练宋君复。少顷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王正廷，带着他一身珠光宝气的妇人也抵达码头送行。

王正廷对激动万分的刘长春训话说：“我国此次派君赴奥运会，为中国之第一次，实含无穷之意义，予以至诚之心，兹代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乃无尚光荣也。”

刘长春立即立正行礼，遂作答词曰：“我此次出席奥运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之重大，当尽我所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汇集成一股热浪，引得行人驻足，江上船只减速行驶，观看这壮观的欢送场面。几艘货轮和客轮的司机拉响了汽笛，向即将远行的健儿致敬。

灰色的邮轮威尔逊总统号，早已停靠于码头边，船上挂满了彩色纸条，红的、黄的、绿的、紫的，在轻风中飘动，和那蓝色的无空，混黄的江水，交相辉映，场面壮观。

“呜——”威尔逊总统号一声长鸣，好似呼唤着健儿启程。

刘长春看了看送行的人群，看了看通向大海的宽阔的黄浦江，与身边的朋友们，同事们一一拥抱、握别。本已想好的告别语，挤在喉头难以吐出。他太激动了，千言万语化作两行热泪，顺着两颊如泉水般涌出。

当他踏上登船的渡桥时，他突然感到，中国，多灾多难的中国，迈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

多难的中国，多难的民族，为自己铺设了一条多么曲折坎坷的奥运之路。

“该登船了，刘、宋二位先生。”送行的工作人员提醒道。

刘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