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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赛的参赛权外，其余项目一败涂地。

1939年，经王正廷推荐，时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的孔祥熙出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推荐孔祥熙的用意不言自明，正如他当时对记者所说的，“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是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三项。因此，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中必须找一个能向着中国说话的人，找有钱的人才行。”但令人失望的是，孔祥熙对奥运会毫无兴趣，根本不参加奥委会的任何会议。他虽然掌管着国民政府的金库，但就是不给体协一分钱。经过中华体育协进会的一再求情，1942年孔祥熙终于开恩，施舍给体协2万法币，这点钱在当时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几乎不值什么。中国参加奥运会仍然面临着经费严重匮乏的困难，前景一派灰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7月在英国伦敦举行中断了12年之久的奥运会，这就是第十四届奥运会。国民党政府派出了一支主要由足球队和篮球队组成的50多人的体育代表团前往英国参赛，团长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和全国体育协进会付主席张伯龄。出征之前，代表团即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按照预算，此行共需15万美元，结果行政院只批了1．2万，赫更生和王正廷经过千辛万苦，从南洋华侨胡文虎（万金油老板）等人处募集到近3万美元。足球队还到印尼、菲律宾、新加坡等国“走穴”，一方面挣取一些出场费，另一方面增加国际比赛经验。7月20日，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奥运代表团飞抵伦敦。由于缺钱，运动员和领队只能挤住在一所条件非常恶劣的小学校里，成为本届奥运会上唯一没有人住奥运村的代表团。正式比赛开始后，代表团的伙食费也出现了问题。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中国代表团根本不可能取得什么好成绩，篮球队和足球队先后被淘汰，田径选手也未能挤人决赛，中国仍然没有突破奥运奖牌为零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在代表团启程回国时，连机票的钱都不够了，只得紧急向国内求援，后来还是找当地华侨东借西凑，再卖掉带去的大米，才辗转回国。

1947年，王正廷从国际奥委会退休后，新任中华体育协进会会长董守义被国际奥委会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与前两个委员不同的是，董守义自身热爱体育运动，对国际奥委会的动向也很关心，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想方设法参加国际奥委会召开的会议和其它活动。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同年10月，原中华体育协进会改组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的前身），全面领导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1952年奥运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奥运会，但由于国际奥委会委员在中国的席位问题上存在分歧，特别是布伦戴奇受美国政府的指使，敌视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开支持逃亡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拒绝向中国发出邀请。这一恶劣行径立刻引起了中国的义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人、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向国际奥委会提出抗议，世界上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也纷纷向国际奥委会施加影响，迫使国际奥委会改变决定，于7月18日向中国发出了邀请，而此时离开幕仅剩一天时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仓促组团，派出了由荣高棠领队的足球、篮球和游泳选手参加此届奥运会。可惜等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时，比赛已接近尾声（离闭幕只有5天时间！），只有吴传玉一人获得参加一项仰泳比赛的机会。

1954年在雅典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50次全体委员会议上，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为国际奥委会的一个会员得到了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奥林匹克组织在成立5年后终于在国际奥委会取得合法的席位。

但两年以后，席位问题又起风波。尽管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布伦戴奇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在政治上大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当时代表台湾的“中华民国奥委会”与中国全国体育总会在国际奥委会同样拥有合法席位，等于承认台湾是独立于大陆以外的另一个主权国家。在第十六届墨尔本奥运会召开之际，布伦戴奇亲自致函邀请“中华民国”奥委会派团参赛，同时也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出了邀请，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既成事实。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识破了布伦戴奇等人的阴谋，于1956年11月6日发表声明，宣布拒绝参加第十六届奥运会。

1957年，中国大陆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在索非亚国际奥委会会议上建议将中国大陆的奥委会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并将所谓中华民国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