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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一边往回走，一边埋着脑壳打算，走到小梁子，听见有人喊我。我一看是雷忠厚，就把开服装店的事跟他谈了，他说：“好事情嘛，我家里还有一部机器空起的，你拿去用就是。”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铺子还没打开，要求参加的人就不少了。我对经商没有搞过，但还是有许多打算。我想把铺子开宽点，开个服装店，还可以组织刺绣、织袜、染色，制化妆用品……想得天花乱坠的。这样一方面可以团结许多妇女，将来好做工作，更可以多赚些钱，解决山上的困难。可是到底怎么组织，我也搞不清楚，就到外面商店里找来一些简章作参考，自己拟了一个简章，然后去找一家公司的经理请教。他看了以后说：“就是这样的，不过后面还要举出社长、经理、出纳、会计、总务、保管等人的名字。”我听了很诧异：“要这么多人干啥子？”

他笑了笑说：“怎么不要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事啊，而且这些人还要领薪水哩。”

我吃了一惊说：“才搞起来，哪来这么多钱给薪水？”他说：“薪水算什么，还有耗损费、水电费、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保甲费等……一个月要几百块。”

我把那些要参加的女工都找来，讨论了简章，又提到那些困难，问她们搞不搞。她们表示开始不要津贴，机器分红的利息低一点，只要够吃饭就行了。大家决心很大，我提议取个“先声女子实业社”的名字，表示妇女独立，我们要先行的意思，大家一阵鼓掌表示赞成。

我住的李子坝离城内很远，徐志群的妈妈住在离七星岗不远的太白楼，那里又谨慎又方便，我就搬过去和她同住。这时，一个叫王莉蓉的女工探听到川东师范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说其他铺子要两块钱一套的工钱，我们要是便宜点，可以接过来打。大家说好是好，可是我们现在机器不够啊。

我说先接过来再想办法，接着一口气跑到七星岗黄老板的铺子里，把这情况谈了。黄老板算了一下说：“这笔货接得，自己买布料套起裁，可以节省很多料子，搞得好，大约要赚七八百元。”

我问：“一天一部机器要打多少套？”

他说：“这是门市货，要做过细点，打得快的一天打五六套，慢的最少要打两三套。”

我算了一下，有五部现成机器，一天一部拉扯打四套，如果加一班，人停机器不停，一天就可以打四十套，十天就是四百套，赚上七八百元，就可以做基金了。这生意确实做得。

我又一趟跑到川东师范，总务主任姓路，我们原来就认识，一见了面我就说：“你们的货我们打。”

路主任听我这么一说，莫名其妙：“陈老师，打什么呀？”“你们学校不是要打一批法兰绒的衣服吗？”

他一听，看了我半天，摇头摆手地说：“开啥子玩笑啊？陈老师教书教得那么好，来当裁缝老板？”

我说：“当真的，谁哄你，裁缝老板不是人当的呀？”

随后我们就认真进行了讨论，决定先打四百套，比外面少两角钱一套，另外每套提五分钱作他的回扣，十天交货，先交了五百块定金。

回到太白楼，把情况给王莉蓉她们谈了。她们又惊又喜，为我捏了一把汗，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接了定钱怎么办？我说不要紧，事在人为，于是又跑到七星岗，看见黄老板铺子对面，正在整修一个铺面，很宽敞。房子老板姓倪，我去对他说，你的房子我要了，说着就要交定钱。这倪老板，本来也没打算出租房子，就说：“陈老板，你忙什么？这房子还没有修好，连壁头都没有糊呢。”

我说：“没有关系，我们迁来后，该怎么糊就怎么糊。”说着又把定钱加了十块。

当时重庆商业不景气，佃铺子还不困难，倪老板也是在年关期间差钱用，看我这么爽快，连忙叫人把屋里的家什收拾收拾，答应了。

房子有了，机器有了，工人也有了，可是这么大的一批活，又是头一次做的面子活路，没有一个过得硬的裁缝怎么行？还得找个技师。我就和徐志群一道，一起去找她的师傅陈树安。

陈树安是在上海学的手艺，技术很好，就是脾气有点古怪，和好几个老板合不来，现在闲耍着。我们把情况谈了，他很高兴，说：“你慌什么，要多少工人，我帮你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