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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饶了你吗？而段家兄弟到时候，再去雪上加霜，说你是我的亲戚，说你和我同谋，说你包庇我这个共党分子，然后好把你一起除了，再安上他们的人。那个时候，你倒是自作自受，可是我那远秀妹子咋办？她肚子里的娃娃咋办？那才把人家高兴死了呢！”赵文俊一听，一时不知咋办好。

我说：“看你那副窝囊相，还当什么警察所长，远秀真是瞎了眼睛。告诉你吧，我身正不怕影子歪，我才不得去什么重庆呢。我这就去县上，就要到县衙门里去问问，是哪个去报的我陈玉屏是共产党。”

赵文俊听了，一把拉住我说：“三姐，你去不得啊，只要你在我这黎梓卫，我就保你没事，你要是一出这块地盘，我就没办法了。”

我一听，心里全明白了。

可是老刘一听，连忙说：“大姐，现在我们是被迫起义，许多工作都很仓促，你一定为我们争取时间。再说，同志们现在都在你家里来来往往，还有的同志在你家里养伤，只要赵文俊不敢抓你，你就得在这街上守住，拖住他，能守多久就要守多久，一定要守到最后。”

我咬咬牙，说：“好吧！”

这时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八月中旬，华蓥山大起义的前夕。

八月十四日，我陈家的妹子被她公公逼死了，于是我声扬要打人命官司。在街上摆出几张大桌子，扯了几匹白布，叫了些裁缝来做孝衣；又叫来我们陈家娘屋的人和我妹子婆家的人，在茶馆吃茶打官司。还扭着赵文俊和段家两弟兄，要他们这些公事人来给我作主；接着把宁君也叫到街上来，为她的姨妈哭丧，闹得满街上鸡飞狗跳的。这时候风声更紧了。有个地主跑到街上来到处说：“陈玉屏在这街上和人家打人命，她家里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一升豆子的豆花儿，筷子碗一响就没得了，不晓得在干啥子名堂。”我一听，趁着气头上把他拉了来，大吵大闹地说：“我在这街上脚都没动过，怎么会家里成天人来人往的？真是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不给我说清楚就走不到路……”

闹完了，远秀拉我到赵文俊家里去吃饭。赵文俊说：“三姐，我这才晓得为啥子那些人那么恨你，你也是太恶了，怎么动不动就要人家那么大岁数的人磕转转头？三姐呀，你也不要只顾了你的这头，还是要帮我想想办法哟。广安那边都已经打起来了，我这里的枪还是东一支西一支的，人也不齐，连子弹都没有，要是真的打起来，咋个办嘛？”我说：“你不是说你的枪都是些烂枪，叫亚彬找人为你修理去了吗？只是我想，我们这街上又没有什么大商大贾大财主，那些饥民打过来有个什么图头啊？不过退一万步说，若是真的打了起来，你这几支烂枪也抵不了什么用，不要打不死老虎，反而和老虎结下了死仇，那时候才中了人家的借刀杀人之计呢！反正上面也晓得你和段家兄弟不和，你呀，就说枪都捏在段家两弟兄手里，叫上面要找就去找他们，这叫做顺水推舟，你一不劳神二不得罪人，也好给你自己留条后路。我晓得他们一看到到处都在捕人，手就痒，巴不得把平常得罪了他们的仇人都一下子杀绝了。”

八月十八日，我这头的官司正打得热闹，七工委书记徐庶生就召集党内的同志，在太阳坪我的家里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将起义时间定在八月二十一日晚上，全体武装人员在我家里和周围的几个院子里集合，起兵攻打走马岭，然后夺取山下各乡的武器，将队伍拉上华蓥山打游击。会议还决定宁君和几个女同志都不参加起义，一青因为熟悉整个华蓥地区上上下下的情况，就和我、宁君一起做后勤联络工作，亚彬此时已经是我们这个纵队的中队长兼党支部书记，要带兵出去打仗。

八月十九日是个逢场天，街上人多，我没敢露面。等到二十一日，起义的人都开始到我家集合，眼看就要正式扯开，我实在有些不放心，下午了，还是到街上去看动静。没走几步，就碰到段贡武手里拿着两根红甘蔗，迎面向我走来，见我先是一愣，立即说：“是大表嫂啊，我正找你呢，听说你家廖亚彬把乡里团防的枪都拿走了，干什么去了啊？”我说：“段家大哥，什么我家廖亚彬，难道亚彬不也是你家的？你好歹也是他的表舅舅嘛！他为乡上的团防管这几支烂枪，还不是承你们段家的抬举？那天我听保长说，现在土匪闹得凶，叫他把枪都拿去修理，这几天你们都看见的，我在街上打官司，好多天连家都没回，这亚彬也不来给我帮个忙，我还正要找你们要人呢。”

段贡武看着我，阴笑着说：“大表嫂，我说不过你，不过我真的有点事情要求你，今天请你吃夜饭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