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捅出去。那姓邵的一听，慌了，连忙亲自出马，四处奔走，最后同意在重庆拿钱。

第二天，我带了十多个工人将款子取回来，把工人的工钱都付清楚了，个个都高兴得很。

可是，业德厂那边因为没有工人，不能按时交货，被罚了两千多块钱。他们更恨我了，就到卫戍司令部去密告我，说我工资高，工人只做八小时，不加入同业公会，工人来历不明……告我是共产党。

一天下午，卫戍司令部派了几个兵来捉我，说我“通共”。我想别的都不在乎，惟有这“通共”的名声，不能闹得满城风雨，又知道是业德厂那些坏家伙搞的鬼，反正没有证据，怕啥子，就叫工人照常工作，同时叫王晓兰赶快去通知徐清浦，叫他去找李荣华。

我到卫戍司令部不久，李荣华和雷忠厚就从里面一个办公室出来，跟一个军官握手告别。李荣华对我说：“玉屏，不要着急，今晚上就可以出来。”果然晚上十二点，也没有审问，就放我出来了。

噩耗传来

二月十五日，谭老五从山上下来，说玉璧从邻水那边回来了，有信。玉璧在信上说还要两百套军服和一些药品。我看完了信，高兴地说：“老五，这回好办，你大姐刚赚了一笔钱，你好好歇两天，衣服打好了就让你带上去。”谭老五也很高兴，说：“大姐，你打的军服，解决大问题了。现在敌人的卡子守得紧，穿起这些鬼皮方便得多。才不久，我们在广安永兴场打了‘德兴正’栈号的张必成，就是那个卖洋碱的大商人，抄了他的小洋楼，硬是把他活活气死了。后来，又在代市场打了恶霸地主方敬贤，硬是过瘾得很。

陈伯斋和唐俊清都说，这里面有你大姐的一份功劳。“我听了这些话，心里有些得意，又问：”老五，你大哥还说了什么没有？“

谭老五说：“大哥叫你尽快把缝纫社安排好，万一通知来了，也交得出去。可什么通知，他没说。”谭老五当然不晓得什么通知，可是我心里明白，是通知我到苏联去。

谭老五在重庆等了几天，我把两百套军服打好了，又买了些电筒电池和药品，还拿了八千块钱，叫陈文玉在千厮门找了几个自己人，送上山去。临走时我嘱咐谭老五说：“听说向廷瑞出了三千块大洋，悬赏捉拿你大哥？你们叫他小心点啊。”

谭老五听了一笑：“那点钱算什么，我们也出了布告，捉拿军阀杨森，悬赏大洋一万，拿到向廷瑞的狗头，悬赏大洋八千，布告都贴到岳池、广安城里去了。我们比他们要大方得多呢。”

我也笑了，可是觉得又不能不担这份心，听说红军已经开始紧缩川陕地区的阵地，杨森的部队也撤回来休整，他们又腾出手来了。不过又一想，这一向上面也真的没出什么事情，河东七场还是我们的地盘，渠河沿岸也还在我们手中，十年里许多艰难的日子都过来了，风平浪静的还能翻了船？可是又觉得，现在不比以前了，玉璧已身兼重任，是个重要人物，如果敌人知道了……过年前后，生意忙，一忙这些事情就想得少了。二月二十四日，我一大早就到了铺子上，刚打开铺门，外边就有人来买枕头。我站上根凳子，把玻璃柜打开刚要取货，就看见一个叫化子模样的人，疲惫不堪地走上街沿，抬头一见我，就定在那里，脸色铁青。我仔细一看，这人竟是玉璧的弟弟廖玉喜。

玉喜？他怎么来了？我一脚踩空，就从板凳上栽下来，哗啦一声，玻璃片打碎了，把我的手划破一大块皮，血滴到了衣服上。里面李士民听见响声，跑过来扶起我，直问：“大姐，出了什么事了？”

我没回答他，挣扎着站起来。玉喜已立在我面前，刚喊了声“嫂嫂”，就泣不成声。

我心里全明白了，脑袋里嗡地一声，人就要倒。李士民慌了，连忙扶住我，我定了定神，一把拉住玉喜，进了会客的小屋，反手关上门，盯住他问：“是不是你哥哥遭了？”

他抽泣着点点头：“人被逮了，还没有消息。”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玉璧过去常说，我不被他们拉去罢了，拉去了就只有个死。我眼前一黑，什么都迷糊了，只隐隐听见玉喜在喊嫂嫂。好一阵我才醒过来，咬咬牙站起来，对玉喜说：“走，回李子坝去，这里不是我们说话的地方。”

回到李子坝，曾三姐看见玉喜，又看见我脸青面黑的样子，全明白了。我把玉喜带到屋里坐下，问他：“我们那么多队伍，你哥究竟是怎么遭的，在哪里遭的？”

玉喜哭起来说：“在黎梓卫街上遭的。”

我说：“上次来信不是说河东七场是我们的吗？又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