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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在孙犁参加抗战工作以后的那些年，他的父亲照顾一家老小奔波、逃难，在他父亲身上，就反映着这一形象的某些影子。在《嘱咐》①里，“女人”这样向刚刚回到家来的丈夫描画着公公的形象；“……爹叫你出去打仗了，是他一个老年人照顾了咱们全家。这是什么太平日子呀？整天价东逃西窜。因为你不在家，爹对我们娘俩，照顾的唯恐不到。只怕一差二错，对不起在外抗日的儿子。每逢夜里一有风声，他老人家就先在院里把我叫醒，说：水生家起来吧，给孩子穿上衣裳。不管是风里雨里，多么冷，多么热，他老人家背着孩子逃跑，累的痰喘咳嗽。是这个苦日子，遭难的日子，担惊受怕的日子，把他老人家累死。……”这样的描画，差不多也把孙犁的家庭生活叙述了一遍。

总之，战火还在燃烧，但是，希望的日子也日益迫近了，这一点，就连农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也感觉得到。孙犁在安平县耿官屯访问过一个人称“李大娘”的抗日家属，抗战时，她送儿子参了军，抗战胜利后，儿子继续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谈到前途，她对胜利充满了信心：“蒋介石会变也只是七十二变，八路军是杨二郎，准能打败他。”②人民是在生活中感到胜利已经向他们招手了，他们也就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通过实际行动迎接胜利的到来：缴纳公粮时，李大娘把碾细的米拿出来，糙米留给自己吃。

孙犁注意到，人民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1947年，他在博野县大西章村工作时，认识了一位贫农姑娘王香菊。她只有十七岁，天真，健康，态度安静，对人亲热而爱脸红。但是，晚上开会，孙犁在那边说话，声音稍小了些，她就喊：“说大点声，叫我也听听啊！”确实，在斗争中，她变得勇敢了。从前，她不敢在地主的田边走，也不敢走过地主的大门，她怕那些富贵小姐们耻笑她的衣衫褴褛；土改以后，她可以挺着胸脯在她们面前走过，因为这些从前命定上车都要人来搀扶的、不劳而获的人，也必须到田野里去劳动了。孙犁对王香菊的印象很深：“这个女孩子在对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勇往直前，在分配斗争果实的时候，留心的是生产工具。分得土地以后，那时正是初秋，庄稼很缺雨，她整天整夜在园子里用辘轳浇水，井水往上浇，她的汗水往井里滴。一天黄昏，我走到她的井台上，她喘息着吐露了愿意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①香菊的形象，在《浇园》②这篇小说里得到了丰富和深化。她在井台上吐露的这个愿望，反映了正在形成的某种时代条件。

香菊有一位能干的母亲，但在她的家庭内部，又有一层奇特的关系。

香菊的母亲三十七岁了，六七岁时，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香菊的父亲做妻室。这在冀中，似乎并非个别现象，孙犁的小说《正月》③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卖给人家，并不是找到了什么富户。这一带有些外乡的单身汉，给地主家当长工，苦到四五十岁上，有些落项的就花钱娶个女人，名义上是制件衣裳，实际上就是女孩子的身价。丈夫四五十，女人十三四，那些汉子都苦的像浇干了的水畦一样，不上几年就死了，留下儿女，就又走母亲的路。”香菊的母亲，似乎就承继了这样的命运：丈夫并非有钱的人，做了一生长工，饥寒劳累，现在有了病，已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实际上，长工生活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傻子，除了默默劳作，整天也说不上一句话。孙犁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他发现，每天围在一起吃饭的，是香菊的弟妹和她的母亲、叔父。这位叔父四十一岁，没有结过婚，而她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每逢吃饭，父亲就端上个大碗，夹些菜，独自到门外边蹲着去吃，好像这里的妻儿不是他的一样。香菊有个三岁的小弟弟，整天抱在叔父怀里，孙犁没见过那年老的父亲引逗爱抚这孩子一次。

显然，这个家庭里包孕着某些时代的悲剧。对此，孙犁慨叹道：“农村的贫苦人家是充满悲剧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这悲痛。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母亲内心的悲痛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但这悲痛的来源就是贫穷，这在封建社会里是贫穷人家流行的一种痛苦。它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现在被打破了。”“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分量。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过爱情，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①应当说，孙犁这些议论，都说到了香菊母亲的心上。在孩子中间，母亲最爱香菊，土改以后，就更爱她了。有一天，她凄然地指着香菊对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