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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战争年代，他和群众相处，确实还说得上融洽：

在那种环境，如果像目前这样生活，我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鞋袜，也保全不住性命。这么说，也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吗？有的。对工农干部的团结接近，我的经验有两条：一、无所不谈，二、烟酒不分。……对于群众，到了一处，我是先从接近老太太们开始，一旦使她们对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对我有了好感。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善于拍老太太们的马屁……①说到接近群众，他还遇到过一件事情。

那是1947年夏天他在博野参加土改的时候。有一天，他到一个很穷的人家去访问，招呼了一声，出来一个红眼睛的妇女，抱着两个光屁股孩子，一个吊在Ru房上，一个几乎要从她的臂弯里溜下来。他觉得这是个邋遢女人。坐定后，问到村里情况，她又什么也说不清，支支吾吾，有些害怕。孙犁又觉得这妇女有些傻，甚至替她丈夫惋惜，怎么会娶这样一个人当老婆。可是见到她丈夫之后，他不惋惜了：这个男人更胆小，你给他说话，他装聋作哑，叫人难以忍受。他叫“老蔫”，受了一辈子苦。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有时说上一半句，别人一笑，他就吞回去，笑笑完事。他最能忍，受的罪也最多，并且得不到同情，好像生来就该受罪。

但他们开过几次会后，情况变了。在会上，孙犁有意让他多说话，同情他，鼓励他，渐渐地，他变得聪明、活泼起来，孙犁也觉得他勇敢、可爱了。他总是细心地听着“老蔫”的每一句后，觉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才有价值。因为，“老蔫”并非生来就“蔫”，“蔫”是受压抑的结果。现在不蔫了，说话了，这就是一个解放的过程。

一天开会，孙犁说穷人的血汗供养了地主，他正惭愧自己的话单调乏力，“老蔫”说话了：“你说的一点汗一点血真是不假，汗是血变的，我试过，我接了一碗底汗晒在日头爷下面，干了是红的！”

我听了惊心动魄。汗能接在碗里，汗能晒成红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他有多少汗流在地主的田里？

他没有说出这些感想，有感想的难道都是我们这些人？但从他这一句话，我更加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我想，翻身就是要叫他这样的老实“无能”的人翻身吧！翻身的真理，就在他的身上！①这个简单的故事，很真实地反映了孙犁学习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他是一个作家，他属于自己的时代；他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也就是他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

在他看来，这道理也很简单：到什么地方，就踏踏实实地工作吧，先不要考虑怎么对创作更有利，没有这方面的目的，有时反而能得到这方面的收获。事实上，每一个作家的出现，并不是他先有意想当作家，大都是他在一个地方认真工作了若干年，又不断地写作，慢慢地也就成了作家。②

这也可以看做他对自己的创作经历的某种说明。在他看来，生活经历对写作非常重要，但还必须关心群众生活。“不关心别人，是写不好作品的，我自己写作品，常常感到生活不够，路子窄，本钱少。比如写战斗，我就写不好。一位熟识的作战科长看了我描写的战争场面，对我说，“你写的这叫打仗吗？’一位在太湖养病的同乡看了我的书，说我写的恋爱也不带劲。这都是因为生活上的欠缺。作品里的生活是不能卖弄玄虚的，一分虚伪也是看得出来的。我们要多认识一些人，多经历一些事。也许今天用不着，明天还会有用的。”①在实际生活中，他会品察细节，也会处理细节。1946年7月31日他给康濯的信②里说：“我觉得写小说的好处表现在作者对生活的深入调查研究，用心的观察体会，因此它不与主题思想两家皮。”

他觉得他生活过的山地人民非常单纯可爱，“例如老太婆，虽是常常耍个心眼，但是她也叫我同情，心眼也简单可爱呀！”他回顾自己在战争环境里经常打起背包下乡，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诉青年作者：假如在冬天，你背着行李到了老乡家里，老乡提议打通腿睡觉，你不能反对。假如房东家有病人，你因为高兴而唱歌，也会搞坏关系。农民不明白“作家”是怎么一回事，不会给你特别的礼遇。“他们只知道你是念过书的人，能写会算，村农会就求你写标语，村公所求你打统一累进税，抗属求你写信……这一切，你都不能拒绝，而且要做得好。”“当你给他们做了很多事情，群众敬爱你，也是好现象。只要你真正能给他们解除疑难，群众是最不负心的。”他这样告诉别人，他自己自然是这样做的。在经历了这些生活之后，他进入创作，而且把生活和创作两个齿轮，变成了提高自己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