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3/4 页)

业人口是有可能的。在距下游200余英里的楼兰古城，由于蒸发严重，河水的盐分越积越多，情况一定更糟。垦荒努力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治理无方，或发生了战乱，也不是因为缺乏追求土地的移民，而完全是河水的极度盐碱化造成的。

1906年2月23日，亨廷顿进入了吐鲁番。3月中旬，抵达新疆省会乌鲁木齐。4月7日，从塔城出境，经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

三、另一个意义上的取经僧——橘瑞超西行（2）

一年以后，1907年7月，亨廷顿的考察纪实《亚洲的脉搏》问世。亨廷顿对塔里木这个地理单元特别重视，这显然受到斯文·赫定、斯坦因的影响。斯文·赫定和斯坦因不约而同地将塔里木叫做“亚洲腹地”，然而亨廷顿却认为“亚洲心脏”这个代称更形象。《亚洲的脉搏》是这样命题的：塔里木是“亚洲的心脏”，塔里木的文明，是典型的绿洲文明、内陆文明，塔里木的内陆河，是为“心脏”供血的脉络，内陆河的丰沛枯涸，是塔里木文明的生死玄关。只要亚洲的脉搏仍然在有力地搏动，亚洲的心脏必将坚强健康。

20世纪前期，国外出版过许多中国西部探险书籍，而且成为世界性的阅读热点。中亚探险考察家们，都遵循斯文·赫定首创的写作模式：每次考察结束，总要写两本同题材的书，一本是科学考察报告，另一本是通俗探险记。亨廷顿的科学报告是《气候与文明》，通俗探险记则是《亚洲的脉搏》。与从历史人文角度记述西部的书籍相比，《亚洲的脉搏》则好比是在同一个舞台上转换了一个视角，沙埋古城、绿洲兴衰、古道风情……成为地理学家为深化研究课题——气候与人类文明发展变化的关系——特设的布景。

探险家与探险著作

中外众多“寻访梦幻的古都”楼兰的探险家里，日本释子橘瑞超是出道时最年轻的一个，1908年参加大谷探险队来华时，年仅18岁。他先后两次来西域探险，第一次在1908——1909年，第二次为1910——1914年。他以年轻人的果断、干练，克服了许多困难，所获亦丰，但是由于没有如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等人那样重视对探险报告的撰写，所以他的探险经历本身还有许多地方弄不清楚，构成另外一个意义上的谜，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知名度。

就斯文·赫定而言，他的探险报告几乎比他的成果本身更有影响。他每次探险归来，第一件事就是介绍探险成果，撰写有关著作，到后来，他还在探险中，其报告就已出版并引起轰动。比方他还与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滞留在乌鲁木齐，出版商就根据他的书信、日记为他编成《戈壁沙漠横渡记》（20世纪30年代的中译本名为《长征记》），以英、瑞、德几种文字出版。除科学报告之外，他们都重视写作与之配套的通俗游记。比方斯坦因第一次西域探险结束后，出版了科学报告《古代和阗》，同时还写了另一本游记式的作品《沙埋和阗》。就橘瑞超而言，在探险中他一直以赫定及斯坦因的后辈自居，但终其一生，他没有写出任何一篇有关自己第一次探险的文字，第二次探险归来，也只是写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亚探险》，内容只相当于六七万中文字。这样，外界对他的探险经历的了解，当然要粗浅得多。而且不幸的是，在1924年，由于暂居的兴善寺失火被烧毁，橘氏的探险日记几乎全部烧光，仅余的有关第一次探险（1909年６月17日~６月23日）的一点点内容，于1927年４月刊登在日本佛教刊物《大乘》上。他对于楼兰古城的探险，据我所见只有《中亚探险》第69节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第一次探险，实地考察了斯文·赫定博士所说古代楼兰遗址，获得了许多发掘品，在其南面遥远的地方，发现了两位博士（指斯文·赫定与斯坦因）都没有到过的两处古代遗址，遗憾的是，没有获得能够确定楼兰地位的材料。　。。

三、另一个意义上的取经僧——橘瑞超西行（3）

由于此行橘瑞超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而关于这些文书的发现过程又是至今学界争论不休的题目，所以仅有以上那几句话，当然远远不够。尽管如此，年轻的橘瑞超曾成功地抵达了人迹罕至的楼兰古城，并获得了包括《李柏文书》在内的大量文物是无可置疑的基本史实。

橘瑞超怎样找到楼兰古城

那么，初到罗布荒原的橘瑞超怎么能够单枪匹马地找到楼兰而没有迷路，就成了解决《李柏文书》之谜的一个前提。1992年在乌鲁木齐召开“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