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铎有心“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但古籍价格昂贵且数量巨大，一介布衣的郑振铎自然会有势单力孤、力不从心之感。当是时，商务印书馆###张菊生、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版本鉴定家收藏家张凤举四人，也因职位或任务关系留在上海。郑振铎和上述几位关心文献的人士，痛惜文献散失，每日聚商挽救办法。1940年1月，由郑振铎发起，五人联名给重庆###和中英庚子款管理董事会写信、发电报。他们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危急状态，指出其严重后果，强烈要求当局拨款予以抢救。后来重庆国民政府回电，虽然表示赞成“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但同时又表示政府拨款抢救文献存在着许多现实困难，“惟值此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至沪，尤属困难。如由沪上热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发起一会，筹募款项，先行搜访，以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当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重庆来电所述当是实情，但解决的办法又似有“踢皮球”之嫌。不过，在郑振铎等的力争下，重庆政府最终还是决定将庚款董事会拨给南京中央图书馆的一笔建筑费（约一百馀万元）先行挪用来抢救古籍，“既足以保存文献，又使币尽其用”。

1940年1月19日，张咏霓、郑振铎等在上海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表示“自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任其流落他去。有好书，有值得保存之书，我们必为国家保留之”。“文献保存同志会”对外严格保密，只以私人或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涵芬楼名义购书。“同志会”的具体分工为：张凤举与郑振铎负责采访和收购，张菊生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柏丞、张咏霓则负责保管经费。“同志会”成立后，先后从当时许多有名的藏书楼购得大批善本，还通过北平、上海等地古籍书店联络了各方关系。郑振铎回忆此时自己的工作说：“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与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要买的东西决不会跑到他们那里去。”“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保存文献上的工作得到了时人的高度评价。重庆徐森玉在致友人信中曾提及“同志会”的工作，他评价说：“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苟，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在前后不到两年时间里，郑振铎及“同志会”的同仁从敌伪和外国人手中夺回了不少堪称国宝的孤本和稀世珍本。如郑振铎曾抢救收购了一部《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这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戏曲总集，保存元明杂剧二百四十二种，其中一百多种是久湮的孤本。“同志会”的工作确实也让郑振铎足以自慰，用郑振铎自己的话说：“在这两年里，我们创立了整个国家图书馆。虽然不能说应有尽有，但在质和量方面都是同样的惊人，连自己也不相信竟会有这么好的成绩。”国民党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骢后来也评价“同志会”的工作说：“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几乎全是由这个同志会抢救收购的。”

“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3）

自“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之日起，郑振铎除了在暨南大学授课外，所有课馀时间都投入抢救工作。他整日接待书商，常常为购书款的多少而与书商讨价还价，煞费苦心。每天收来之书，还要经他点查、登记、编目然后装箱运送。储藏本有专人，但他还要亲自检点。为了预防不测，对于重要的孤本珍本，他还设法录副，或影印或拍照晒印，工作相当繁重。对于此时期郑振铎的工作状态，我们可以从郑振铎给张咏霓的书信中一见端倪。从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在前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郑振铎为购书事宜致张咏霓的信就达二百七十封之多，其中最多的一个月写有二十一封信。信中除谈及购书之事外，也时有郑振铎发自内心的感慨，从这些感慨中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了解郑振铎从事这一工作时的内心状态，摘录两段如下：

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饰架壮观，唯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我辈之工作，完全唯国家、民族之文化着想，无私嗜，无偏心，故可得好书不少，……此愿如能在炮火中实现，则保存民族文化之功力，较黎洲、子晋、遵王更大矣！……然此半年来，心力已交瘁，所费时间尤多。先生所费心于此者亦已极多。但觉此事于国有利，故尚可敢言劳也。

我辈自信眼光尚为远大，责任心亦甚强，该做之事决不推辞。任劳任怨，均所甘心。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