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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必须联系刘文典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代主任时的一段演讲。在谈及中文系的使命和任务时，刘文典说：“我们国文系，除研究文学外，还负了一个重大的使命，就是研究国学。”而对于研究国学的意义和目的，刘文典补充说：“现在国难临头，国家存亡之际，间不容发，我们应该加倍的努力，研究国学……因为一个人对于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必不能有很强的爱国心。不能发生伟大文学的国家，必不能卓然自立于世界。文艺、哲学，确乎是救国的工具。”如此看来，刘文典是把他的学术研究当成救国工具，把庄子研究作为挖掘民族精神的一种手段，“要求民族精神的复活，国家的振兴，必须要发扬我们民族的真精神”。且不论刘文典立论正确与否，单只这种以民族文化传承为使命的精神，确是让人由衷钦佩的，至少，这种立场比之那些民族虚无主义者要可敬得多。正是出于对国学的这种态度，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攻占香港，国学大师陈寅恪困滞于绝岛，一时下落不明。对此，刘文典极为关注，他曾在讲课时忧心忡忡地对学生们说：“陈先生如遭不测，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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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庄子跑警报”（1）

无论是在北大、清华还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刘文典都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被目之为一大怪人。刘文典的学生曾评价他说：“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对于时人评价他的“怪”、“狂傲”，刘文典自己也并不否认，甚至以此来标榜。刘文典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有许多我们目之为“怪”、“狂”的言行举止，通过这些轶事，我们能从一个侧面了解刘文典在抗战时期的生活，能更清楚地折射出刘文典这个魏晋式人物的风度。

在西南联大，刘文典上课很有个性。据当年的学生回忆，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五点多才下课”。有一次他上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点上课。”原来那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讲《月赋》。到星期三，校园里摆了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更有意思的是刘文典讲《红楼梦》。有一次刘文典给学生做《红楼梦》讲座，由于慕名而来的听众太多，刘文典的讲座由原计划中的小教室迁到室外小广场，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文典高论。其时天已近晚，刘文典则秉烛讲授。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然后大抒己见”。

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最让人觉其“怪”和“狂傲”的举止是他对新文学创作的态度。由于刘文典认为国学才是民族精神复兴的工具，只有在国学中才能挖掘出民族精神的精髓，所以，刘文典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有一次，有人偶尔向他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自语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与此相应，在西南联大他也从来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们放在眼里。出于这种态度，刘文典对在西南联大讲授新文学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刘文典将攻击的目标对准沈从文这个老实人，当然有点不厚道，但他表里如一的态度却也甚为有趣。在一次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举行的讨论提升沈从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其他人都举手同意，唯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愤愤不平地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元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角钱！”然后还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吗？”不知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什么时候又成为他的学生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不入刘文典的法眼，对于国学大师陈寅恪，刘文典就表示他“十二万分”的佩服。有一件趣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