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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民政府驻日使馆的协助，而郭沫若回国当天前往码头迎接的是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从这两件事上，就足以看出南京方面对郭沫若回国的态度。回国有望，郭沫若自是非常高兴，但回国之前尚有二事须政府办理：一为取消政府对他的通缉，二为汇上足够的旅费。对于郭沫若提出的要求，郁达夫回信说：“此事当能在十日之内办妥。”但郭沫若等了一个多月都未见音讯。

“两全家国殊难事”（2）

回国的音讯久候不至，但却传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至于“卢沟桥事变”后东京方面的情况，此时旅居日本的金祖同回忆说：“虽说卢沟桥的战争爆发，一时还没有告诉我们这就是揭开了那忍受了许多年苦难的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可是，当地的新闻纸上的渲染，却很有声有色的，使全东京的空气显得异常紧张，是完全和平时不同的情绪了。”事变发生以后郭沫若深居简出，然而他也能感觉到此时紧张的气氛。在这沉闷难耐的空气中，郭沫若的心境如何，他对这场战争又持何种态度？

7月15日，金祖同往访郭沫若，师生交流了对“七七事变”的看法。对于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性格偏于情感型的郭沫若几乎可以说是热血沸腾，他极力主张对日作战，认为“帝国主义侵略野心是永无止境的，除非我们以铁血来对付他们的进攻绝无办法”。他充满信心地对金说：“我们必须以铁血来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物质上会损失很大，因为日本的军备要超过我们十倍，但好在这次中国的民气很激昂，很可大事抵抗，我想这是绝对有把握的。”于此时，渴望激情洋溢生活的郭沫若的内心当然是希望能立即归国赴国难，但他也很清楚他的归国面临着很多困难：一是作为一个曾经的政治风云人物，日本政府不会轻易放他走，一旦发现将被逮捕，甚至杀害；二是国内的通缉令尚未撤销，国民党抗战的态度又不明朗，回国危险性很大，更难说能否有所作为；三是撇不下妻子安娜和五个儿女，如果只身回国，不仅骨肉分离，而且他们的生活也会发生问题，还将遭到日本当局的迫害。虽说郭沫若梦想以身赴国难，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但临到要别妇抛雏却又并不那么容易。他怎么能忍心抛下生死与共的家室儿女，同多年来相依为命、夫妻情深的安娜分别，抛下五个尚未成年的儿女离去？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感受，非亲身经历者实难以想像。但是国难当头，经过反复考虑，郭沫若最终还是决定立即回国。于此危难时刻，郭沫若也考虑到自己有可能不能脱身而遇到意外，于是他写了一份“遗言”交给金祖同：“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所拘留起来了，不过我绝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的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的。精神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在归国前夕，郭沫若的内心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的煎熬的。

准备工作完全是在秘密中进行的，连安娜亦没有清楚告之。郭沫若后来在《再谈郁达夫》一文中说：“直接帮助了我行动的是钱瘦铁和金祖同。”钱瘦铁是一位金石家，1935年携家眷侨居日本。他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王芃生有联络，和驻日使馆等各个方面也都比较熟悉。金祖同，又名殷尘，是一位留日学生，他也是研究甲骨文的，故而自己称是郭沫若的学生，由他奔走于东京和市川之间，传递消息，做具体准备事宜，并与郭沫若一同回国。金祖同打听到回国船期后，用明信片隐语告诉郭沫若：“现有16、18、20、22、24等间空房，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厓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哪间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这事实上是金和郭沫若事先约定好的暗语，用房间号数指代日期。郭沫若用明信片回复金祖同，写了一首隐语五言诗：“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乔迁”指回国，“廿四”即行期。从此诗中我们可以看出，郭沫若既有盼望早日归国，共赴国难的意愿，然而也有不忍与安危与共、艰苦备尝的妻室儿女分别的依依之情。

妥善安排好一切，决定了行期之后，郭沫若的内心还是有点犹豫不决。除了怜惜家眷孩子之外，郭沫若还有其他顾虑：“虽是我的去志已经决定了，不过我还是有些畏怯，因为今后我的出路，仍旧是毫无把握的……所以这次回去，政府能不能容我，固然是一个问题，不过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也不怕他什么，只怕民众的心仍很麻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