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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开发人的能力资源，教育应该成为最主要的投资项目之一。

在日本，国家投资的教育费总额，5年时就占国民收78％，占国家行政费的12％；1900年时，占国民收入总额的2。05％，占国家行政费的9。8％。这说明日本政府办教育是舍得投资的。

虽然不能跟二战后从废墟上崛起的时代，日本教育投资一度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这么夸张，但是，仍然可以见到日本在教育上投资的气魄。

当然，现在这气魄是想要发挥出来都没机会了，因为日本的财政收入大幅的减少，总不见得都饿死人了，还要投资教育。

教育事业的发展，加速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但日本教育自身却并没有随着“国富兵强”而完成其近代化过程。相反，随着国力的强大，教育却越来越被封建军国主义思想所支配，成为天皇制政权对内维护**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重要工具。于是就形成了近代日本教育的“双重性格”，产生了教育对近代日本历史发展的“双重作用”。

教育的“双重性格”，源于明治维新时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彻底。由于明治维新不是日本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后瓜熟蒂落式的社会革命，所以改革后的日本社会仍保留了较多的封建因素。在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学制的过程中，也始终存在封建皇道思想对西方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抵制。

明治政府大办教育之初，也明确声称要把教育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使之服务于“富国强兵”的国是。国家要求于教育的，并不是培养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批判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养既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又恪守封建道德规范的忠顺“臣民”。因而在实际上，明治政府既重视教育在提高国民学力、培养技术人才方面的作用，又重视教育在“国民教化”方面的作用——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和封建伦理观念。所以，明治初期，在推行教育改革、建立近代学制的同时，明治政府也大力推行了以神道国教化为宗旨的“大教宣布”运动。1870年1月，政府颁布的《大教宣布诏书》中，突出宣扬了“祭政一致、亿兆同心”，“明惟神之大道”等思想。同年5月颁布的《宣教使须知》进一步强调：必须向天下庶众昭明皇祖之大道，尊信皇祖之大教。1872年政府发布的宣教使《教则》，开宗明义三项内容：从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之意；行侍奉皇上遵守朝旨之事。这种普及封建神道的社会运动与“文明开化”的教育改革同时并行，是颇具讽刺意味的。

1879年8月，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借用天皇的名义，下达了《教学大旨》及附属的《两项小学条例》，对新学制实施6年来忽视“德育”的倾向给予严厉指责，批判欧化主义教育导致了“将仁义忠孝置于后，唯洋风之为竞，终至于有朝一日不知君臣父子大义之地步”，要求学校教育以所谓“德育”为先，“明仁义忠孝之道，而道德之学则应以孔子为主”。同时学校要“昭示古今忠臣、义士、孝子、节妇之画像”，使学生“从幼年始……忠孝大义就成为深入脑髓之第一感觉”。《教学大旨》是对明治初期教育改革中欧美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第一次公开清算和反击。其后，封建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在教育体系中逐步强化，全面渗透到日本教育的各个领域。

军国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以1890年的《教育敕语》为标志。与《大日本帝国宪法》中“天皇为最高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相呼应，《教育敕语》又把天皇规定为最完美的道德化身，把“扶翼皇运之无穷，继承皇祖之遗训”、培养“臣民”对天皇的忠诚，规定为教育的内容。《教育敕语》实际上成了日本教育的最高立法，它确立了封建军国主义思想对教育的全面统治。这一体制经过充实、巩固，前后统治日本教育达半个世纪之久。

这一体制有着近代学制这一资本主义教育的躯体，而魂灵却是封建主义、国家主义的教育观念。

故而，在新形势下，既要促使日本少投资教育，又要使得日本政府加剧封建军国主义思想对教育的统治，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提尔皮茨在外交部总长陆徵祥的陪同下，参观了青岛要塞，他们将在短暂的访问之后，前往江南造船厂考察中国的造舰情况。

同时，提尔皮茨也将慰问大批在上海的德国技术人员。

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出意外的在几个月后爆发的话，青岛很有可能会成为协约国拿来做文章的一个巨大隐患。

德皇对青岛的定位首先是军港，次为商港，因而建了大批军事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