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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庆历七年，贝州卒王则据城反，号东平郡王，建国曰安阳，改元曰德圣，旗帜皆为佛字，王则原为涿州饥民，流至贝州为卒。起事前与州吏张峦、卜吉结党预谋起事，后来事觉亟叛。文彦博募死士穴城，破之，槛送王则京师，剐于马市。

综析司马光提到的上述四例，其领头起事的有小民，如王小波、李顺，有士卒，如王伦、王则，有中级军官，如王均。除了王伦之外，规模皆很可观，王伦的人马大约只有千百，其他三人的兵力都在万人以上，或多达十数万，起事之后往往有“徒党渐多”的现象。李顺、王均、王则都曾“建元”，即使王伦，欧阳修也从其“衣黄衣衫”的行为断其不是“常贼”，也就是距离“建元”之类只差着一步。有意思的是，欧阳修忧心如焚上书陈说如何从各方面加强政权的建设，却无一字论及“盗贼”的起因，他是治标不治本；而刘敞却从根本上找原因，他作了一篇《患盗论》，提出“盗有源”的问题，他认为“盗源”是“衣食不足，政赋不均，教化不修”，如果是“丰世，治世，化世”，则无“盗，贼，乱”的问题。可见，那些或千百或数万十数万的“盗贼”队伍，绝大多数人当如欧阳修所说“皆是平民”，即普通民众或普通兵士。朝廷对这些“盗贼”的基本方针，是*、剿灭、杀戮。

那么我们再来看《水浒传》故事年代（哲宗、徽宗）的历史情况如何。史料依据何竹淇先生《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上编第二分册。

《续资治通鉴长编，哲宗纪》：元祐元年，广州岑探率群党四五千人围新州。

《宋史》蒲宗孟传：元祐初，梁山泺，素多盗。

元祐六年，苏东坡《赈济淮浙流民状》：寿州盗贼已渐昌炽……恐淮南群盗不止，流入颍州界，饥民附之。《与李直方酬奖状》：知颍州苏轼状奏，臣自到任以来，访得本州旧出恶贼，自元祐二三年间，管三等啸聚为寇，已而又有陈钦，邹立等亦是群党劫杀，累至与捕盗官吏斗敌，……近日寿州界内强贼甚多，打劫魏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昼骑马于镇市中劫人。

《宋会要辑稿》6791页：绍圣四年，知福州温益言，京东奸民，多匿深山穷谷之间，时出为盗。

元符三年，陈次升《上徽宗奏论永安县强盗》：“今永安县陵寝侧近，贼盗公行，杀人无忌”

大观年，《宋会要辑稿》6959页：“中书省勘会诸路并京畿贼盗，未至衰息”。

《宋史曾公亮传》：“时京邑有盗，徽宗期三日不获，坐尹罪”。“畿内饥，多盗”。陈次升《上徽宗奏论京师强盗》：“臣窃以京师浩穰之地，人物繁伙夥，寇盗颇多”。

《宋会要辑稿》6959页：“河朔沿西山一带，林木茂密，多有逋逃藏匿其间”。

苏过《斜川集》：大观初，太行有黠盗李免（勉）者，聚徒山谷，时出寇掠，惊扰郡邑。

《宋史》陶节夫传，蔡居厚传，石公弼传：太原府群盗李勉起辽州、北平之间，河东河北骚动。河北河东群盗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江贼巢藏菰芦中，白昼出剽，吏畏不敢问。

《湖北金石志》卷11，随州大洪山慧照禅师塔铭：政和三年，草寇李鬲，窃发于邓之鄙，寺之运粮丁数十辈，偶为贼所掩，尽夺其粮以去。

《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1：政和五年，晏州多罔多大首领卜漏，以其州六县水路十二村及思峨之众，并十州五村团罗始党诸夷，凡十余万，分兵四出，……蜀土大震。

政和六年，李纲《与郑少傅书》：往年刘五起于淮南，不过有众数千人，窜伏山谷间。

《十朝纲要徽宗纪》：戊戌重和元年五月，淮南庐、寿州平，生擒贼首刘五。

方勺《泊宅编》卷下：庐州慎县黄山，连接无为军、寿州、六安界，盖贼穴也，居民千余户，而藏贼以活者八百余家。

元好问《遗山集》卷22：西山（太行山）剧贼千余人，据险为栅……公（太中大夫刘汝翼）乃常服诣贼栅，辞情慷慨，群盗惭服，明日，与其酋把肩俱下，而无亡镞之费。

《京口耆旧传》卷八：刘宾王起黄冈，据险守要，官兵不能下。

陆心源《宋史翼卷李珙传》：剧贼刘花三啸聚，自虔、吉入寇广东。

王偁《东都事略徽宗纪》：宣和三年二月，方腊陷楚州，淮南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东京、河北，入楚、海州。

以上记录说明这个年代也是大小“盗贼”频起，这正与《水浒传》所反映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