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窿而无法使用，而生产厂商对其并不感到羞耻。

按理说日本在战前和战争中生产的产品，质量还是比较靠谱的，比如日本海军战争后期匆忙制造的海防舰第七号，在战争中被美军炸掉了船头，而我国打捞修理之后改为南宁号护卫舰，竟然能一直使用到七十年代。战后日本商品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日本战后十分贫困，人民已经习惯使用质量差但勉强能用的劣质产品。甚至不得不接受降低标准的食品。例如，日本战后出现粮食危机，麦克阿瑟紧急调来一批美国过期和即将过期的军用罐头，分发给日本人补充食粮。结果，处在饥饿线上的日本人因此对麦克阿瑟感恩戴德。日本曾经发生过“黄变米”事件，即粮商卖的大米中掺杂了腐坏变质，含有黄曲霉素的陈旧米。这一次，因为事件发生在日本经济已经有了起色的时代。一些记者跟踪追击，试图查出元凶，结果发现竟然是国会正式授权这样做的……

第二，由于缺乏能源和资源，日本战后为了实现经济复兴，不得不通过劳动密集型企业。依靠便宜的人工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大量制造低档消费品，来填补对方的产品结构空缺。既然目标是低档产品，质量上自然会比较放宽。无论如何，日本的厂商当时追求的是销量和抢占市场，对于产品单价并不在意。在欧美，日本货基本和地摊货一个概念，便宜，但没好货。结果，粗制滥造的习惯。就被战后的日本工业界接受了。

但是，产品质量低劣，给日本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想想看在厕所里拿着一卷满是窟窿的卫生纸是何等尴尬的事情。谁来管一管呢？

政府？日本政府在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任务无非两个　–　第一，发展经济，增加gdp，不然因为社会不公到处活动的左派们要组织老百姓要推翻政府了；第二，填满金主的腰包，也填满自己的腰包　–　这是日本黑金政治最盛行的时代。以世袭和门阀为特色的日本政治充满了权钱结合的丑闻。所以，无论从干正事还是保障自己利益的角度。期望日本政府对企业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的行为作严格的规范，简直是天方夜谭。

日本伪劣产品盛行的时代，奋起抗争的也不是大男人们，而是主妇们组成的家庭主妇消费联谊会（名称并不统一，有的地方叫做监督协会等杂七杂八的名字）。

也是。采购买东西这种事情，本来就是女性而不是男性的权力范围嘛。而且女性多半好较真，买东西要吃了亏，那要不讨个说法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普遍性的商品质量问题，迫使日本的主妇们纷纷组织起来。从民间对产品质量进行监督。

当时日本倒是没有出现女王海，并没有发生通过维权进行大规模质量索赔这样的事情，日本主妇大多数时候并不采用法律武器和伪劣厂商们交锋　–　大家都挺忙的，整天上法庭没有时间，也小题大做，这不是“小脚侦缉队”的作战风格。

这些日本太太最善于做的事情，就是“曝光”。她们通常不会说某个厂商好或者坏，但是会对让她们不爽的产品进行测试或检查，比如上面那种满是窟窿的卫生纸，然后把信息提供倒媒体去，而这种种别开生面的检查，也颇有新闻效应，很受媒体欢迎。日本主妇们努力地寻找着那些质量低劣的产品，并且在媒体上不断将其曝光，给生产厂商造成巨大压力。

或许有人回媒体曝光啊，这可是老套的做法了。然而，在日本这种老套的做法就硬是管用。要说她们的做法有何特色呢，第一，这种家庭主妇消费联谊会或者说质量监督协会完全与官方脱钩，是纯粹的民间组织，否则怕自己不能取信于媒体　–　可见日本当时政府的信誉如何；第二，所有信息都有数据支撑，检验过程公开，甚至邀请厂商派人前来挑毛病。所谓某某产品就是好或者就是不好这种空话废话她们是不会说的，所以，老百姓对她们的话很信任；第三，允许厂商自辩，比如太太们检验出一卷卫生纸有一百个窟窿，厂商说平时我们都只有十个窟窿的，你们恰好拿了质量很不好的一卷。只要你说的话有依据（哪怕是工厂的内部资料呢），家庭主妇消费联谊会也会随你来说，不会反驳　–　但你再振振有词，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在日本骂首相乃至其祖宗十八代都可以随便来，因为在日本政治家的使命之一是和中国足球队相同的　–　通过挨骂宣泄社会不满，促进国家稳定，所以你骂他就是帮他做好工作。但是，骂某个厂商一定要慎重，因为这关系到人家的生存命脉，骂错了人家要找你拼命的。

然而，这些厂商就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