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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境申请的审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即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现有条件为台湾政府进行情报工作。自从1949年蒋介石改编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为了得到出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成“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的。邓丽君正是属于这一类。（未完待续。）

第三百二十五章　封杀

邓丽君这个名字在华人世界的知名度，超越了一切政治、文体人物。将近四十年以来，她的歌声从靡靡之音变成了华语经典，滋养了一代代人。然而大陆对邓丽君的追捧却基本来自民间，官方对她的态度一直模糊不清，在她活着的时候，央视没对她进行过任何报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邓丽君生于1953年，年少成名，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是名满台湾的小明星了。而彼时大陆的“文化活动”正搞得如火如荼，两岸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所以大陆听众在文革后才零星听到邓丽君，而那时，她其实已经把事业重心放到了日本。1974…1977年，邓丽君在日本共推出8张大碟及12张个人单曲唱片，成为整个亚太地区的明星。

在70年代后期，大陆听众听到邓丽君的歌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偷听敌台和翻录磁带。在那个年代，基本除了大陆的电台以外，都是“敌台”。而大陆的电台又不播任何的邓丽君歌曲，所以，收听邓丽君=收听敌台。好在文革之后，收听敌台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罪名，通常是一番批评教育，至多背个处分，与文革时动辄面临劳教甚至判刑的风险不可同日而语。可以说，收听“敌台”的风险降低，是邓丽君流行开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通过翻录磁带收听邓丽君歌曲，则属于南部沿海省份的特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海内外交流日渐增多，使邓丽君等港台音乐磁带得以通过私人携带的方式来到大陆。当时人们还没有太多版权意识，一盘原版磁带可能会被翻录上百次，而每盘翻录的磁带又会被聆听上百次。

邓丽君之所以在那个年代突然“爆红”。与其唱腔和歌词内容密不可分。被样板戏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几十年的人们发现，歌曲竟然还能这么唱？歌词竟然还能这么写？人们禁锢的大脑瞬间被开辟了一片新视野。而由于两岸听众对邓丽君歌曲欣赏的不同步，使得在台湾经过十年传播而积淀下的几十首好歌，在同一时间“砸”向了大陆听众，使大家在很短的时间就爱上了这个声音。

然而那些让邓丽君为人喜爱的特点，恰恰成为她被禁的理由。邓丽君的情歌很快被戴上了“黄色歌曲”、“靡靡之音”等帽子。与喇叭裤、蛤蟆镜等一道成了老师家长眼中会“教坏小孩”的东西。而把邓丽君歌曲上升到“毒草”这一高度的，是1980年的中国音协西山会议。

会上被批判最猛烈的是《何日君再来》。因为“君”字与邓丽君名字相同，如今“何日君再来”常被用于怀念她的演唱会或文集名字。而在当时，《何日君再来》是一首典型的“不良歌曲”，无论从黄色还是反动的角度，都能批判。歌词“人生能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从字面意思理解是青年男子与女友依依不舍的情景，属于“黄色”；这首歌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本入侵中国之时，“君”指的是国家，或者说指的是国民党军队，“何日君再来”有“何时收复失地”之意。从这个角度讲，歌名与当时国民党鼓吹的“反攻大陆”暗合，又属于“反动”。这样一首“又黄又反”的歌，就在一片“又红又专”的气氛中被批判了。

在两岸敌对的年代，任何知名公众人物都会无法避免地卷入政治之中。作为身在台湾的歌手。祖籍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的邓丽君也不能免俗。

就在大陆音乐界人士开会批判邓丽君之后不到半年，1980年10月4日。邓丽君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了一场义唱，门票收入全数捐给公益基金会。在演唱会中，主持人问邓丽君，听说在大陆有很多人想邀请你去大陆演唱。邓丽君表示：“如果，我去大陆演唱的话，那么。当我在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我们三民主义在大陆实行的那一天。”上边辑录的这句话是邓丽君的原话。可想而知，有这句话垫底，邓丽君终生未在大陆举办演唱会也就说得通了。

如果说1980年的这次“三民主义”事件还只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