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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干部不脱离生产，没有任何物质待遇和照顾，完全是对革命尽义务。除了繁重的工作，还要种自己的庄稼，和群众一样分担给烈军工属代耕，出各种公差勤务。为此，一般说来，大多数村干部的生活比一般群众要差些。当然，除去为工作耽误生产的原因，还因为当干部的大都出身于贫苦之家的关系。

曹振德的家庭也是如此。早先他们住在昆嵛山里给地主看山峦，放柞蚕。有年大旱，桲萝不旺，茧收得不到地主规定的数字，振德又是血性刚烈的青年，和地主二少爷打了架，为此，被东家赶下山。老父亲领着一家人逃到黄垒河南岸来找振德的本家哥哥曹冷元。振德和父亲租种了几亩地，加上振德媳妇勤奋纺织，俭省理家，总算把日子糊弄住了。父母故后，剩下振德夫妻携儿带女苦度生涯。抗日战争的烽火在这里烧起来，继大女儿春娟之后，振德和二女儿春梅参加了共产党，大儿子明强穿上八路军的军装。春梅现在是本区的区委书记，明强仍在部队战斗。春梅的丈夫是本县县委的组织部长。

随着解放区的巩固扩大，特别是土地改革以后，曹振德的日子也有了起色。每次分配救济物资和斗争果实，他几乎没要过。有时别的干部背着他给春玲、明轩东西，但就连小明生也摆着手说：“俺不要，俺家不用！大叔，送给别人家。”人们都以为是振德叮嘱过他的孩子，其实他从来没嘱咐过。父母的行动对子女的影响，比千言万语要强烈有力得多。去年土改分地时，振德拣了最薄最边远的几亩，受到区上来的老赵的批评后，他才接受了一亩多粮食地。然而振德的生活过得还不差，从不断粮挨饿。

振德的劳动劲头是惊人的，庄稼种得赶得上全村种地最好的老东山家。他是全县闻名的劳动模范，地瓜、谷穗在区里展览过几次。可以说，村干部之中指导员的工作最重，误工最多，但这妨碍不了振德的生产。他夜里经常工作至大半夜，躺在炕上打一个盹，鸡叫头一遍就起床下地上山了。赶天亮村人上山时；他已干了顶别人一上午做的活计。他家的孩子，就连最小的明生在内，都是有空就参加劳动的。上区开会，振德总是带着拾粪的工具，拣不到粪，就在村头挖一篓黄泥倒进猪圈里。明轩上外村读高小，也要完成这个任务。

俗话说，累死十个庄稼汉，抵不上一个精明媳妇。家里女人对粮米油盐炊事针黹之计的操理，对生活常常起重大的作用。穷媳妇知米贵。振德妻子正是从贫苦的日子里熬出来的，有几斤米也能过得接下新谷来。姑娘是母亲的影子。春玲继承了母亲的这个特点，平时全家没吃过一次细米饭，逢上节日，也多是做点好的给父亲、弟弟吃，她自己咽粗饭食。正为此，虽然他们每人只有平均一亩多一点的还多是贫瘠的土地，还时常能超过规定多纳一些公粮。

犁到地头，振德喝住牲口，向四外看了看。虽然有雾，他看不清什么，而且也不用从那大多是老人和青年女子的声音上去分辨，他心里早已不知想过多少次，全村能参加生产的男劳动力太缺乏了。

从抗日战争开始，尤其是一九四六年春天以来，一批批青年走上了前线，而长年不断地送公粮、抬担架等支前任务，更是天天有。参加生产的人，除去一些四十岁开外的壮年、老年人，主要劳动力是青年妇女了。去年因春旱夏涝，缺少劳动力，造成严重的减产。今年的春耕春种，还幸亏上级从地主家清算出的浮财中拨给每村一部分，用来买了些牛、驴，加上从地主家里没收来的牲口和农具，使生产的力量大大加强起来。

振德的目光回到他们这个互助组上。他们一共是四家，就有三家烈军属。除振德和冷元外，玉珊的哥哥是去年参军的，家里只剩她一个姑娘能参加生产；而冷元的二儿子吉禄是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在家——担任支前勤务；唯一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是村里著名的“瞎”新子——夜盲眼。振德心里紧张地想道：“再不能走了！剩下的那几个青年，应付支前任务还吃力，人再走，生产就垮了。”可是他转念又想：“不，还要走。看样子军队还是要扩大……”

“大叔呀，怎么俺春玲姐还不送饭来呢？”玉珊提着盛种子的小篮子走过来，向振德说。

“饿啦？”振德微笑着。

“我倒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