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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这是第三次。

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是在1913年夏天的“二次革命”中。逮捕他的龚振鹏已经出了枪决他的布告。经过社会名流的营救，陈独秀幸免于难。

陈独秀第二次被捕，是在五四运动中的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北京的新世界游乐场亲自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早有准备的北洋政府的军警捕获，关押了将近100天，经过李大钊、孙中山以及各方舆论的呼吁营救，被保释出狱。

这第三次被捕，陈独秀估计如果在家中搜到马林的信，起码要判刑七八年。他自己对坐牢是不在乎的，他早在五四时就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研究室与监狱》。文章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奇*书*网。整*理*提*供）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陈独秀作了最坏的打算。他嘱咐一同被捕的包惠僧说：“惠僧，你是没有事的，顶多我坐牢。你出去后，还是早一点回武汉工作。”

10月5日，法租界会审公堂指控“陈独秀编辑过激书籍，有过激行为，被侦处查实，已搜出此类书籍甚多，因此有害租界治安”。

陈独秀见事情不太严重，首先为一同被捕的其他4人开脱，说他们都是来打牌的客人，“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马林为陈独秀请来了律师，要求延期审讯，取保候审。

10月6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胡适得知后，请蔡元培与法国使馆联系设法营救陈独秀。胡适用安徽话骂道：“法国人真不要脸！”

中国共产党内部，张太雷和李达商量后，请孙中山出面。孙中山致电法租界领事，请他们释放陈独秀。

10月19日，法租界会审公堂再审陈独秀等人，问陈独秀：“报纸讲你在广东主张公妻，你是否有此主张？”

陈独秀气愤地答道：“这是绝对造谣。”

7天后，10月26日，陈独秀被宣布释放，罚款100元。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

这次有惊无险的被捕，使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得到了缓和。陈独秀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犟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在激流澎湃的1921年，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也仍然是书生本色。他没有故作深沉的官架子，像个小伙子一样，与人辩论动不动就面红耳赤，敲桌子打板凳，不讲究什么“领袖风度”。

1921年，陈独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西游记〉新叙》。陈独秀从白话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指出《西游记》和《水浒传》、《金瓶梅》具有同样的价值。陈独秀的学问是十分渊博的。他是文字学专家，在汉语词义研究、古音学研究和汉字改革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陈独秀又是杰出的文章家和书法家。也许，专心从事学术，他会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但是中国的1921年，呼唤着一个强有力的先锋队，来拯救这片四分五裂、多灾多难的山河。迎着这个呼唤，走来了骨头和鲁迅一样硬朗的陈独秀。他把一批散布在神州各地的文化先驱集合起来，攥成了一只高高举起的拳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人看见了曙光。

从梁启超家书看王国维之死

黄　波

王国维之死，曾被称为“中国文化史世纪之谜”，解读者众，以至有人还专门编了一本《王国维之死》的专著，但迄今也没有一个以足够的证据和雄辩的推理作支撑，让所有关心、讨论这一事件的人都心悦诚服的看法。不过，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转换年头，蔡仲德先生连续写了4篇文章，论定王国维之死是为了“殉清”，他说：“我并不否认王国维的死因中含有其他因素。但我认为，生活不幸（长子之丧、挚友之绝等）、悲剧人生观、性格矛盾、思想冲突等等也许都对其死不无影响，却都不是促使他非死不可的现实的、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陈寅恪提出的‘殉文化’说可谓言之成理，却无法说明王国维为何经此‘数十年’（指中国文化之消沉沦丧已数十年）不死而到1927年才死？又为何遗书有‘再辱’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