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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在家，要去造假钞糊口。这些书都被我珍藏在书柜一角，将来我死了，可以给我儿子看看。

我现在回忆糖精厂图书馆，那里有个管理员，叫海燕。她是戴城小有名气的诗人，经常在晚报上发表作品。我后来还遇到过一些姑娘，她们也叫海燕，无一例外都很有文艺细胞，有的是画画的，有的是摄影师，有的酷爱写作。为什么叫海燕的姑娘都会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呢？我的看法是：从小就受了高尔基的熏陶。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让我朗读课文《海燕》，我站起来直着嗓子念道：“《海燕》！高尔基在苍茫的大海上……”被语文老师用一个黑板擦扔中了额头。语文老师说我永远不会像海燕一样拥有远大的抱负，而一个名字叫海燕的姑娘是绝不会这么无聊的。

在戴城晚报上发表诗歌是一件非常牛逼的事情。我不能想象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被打印出来，由一组歪七歪八的象形文字变成方方正正的宋体字，心情激动得要昏倒。文字变成铅字，就是铁证如山的事情，就像一记耳光拍在脸上，就像露阴癖被联防队员赤身裸体地抓获在大街上。

有关我写诗，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海燕对我说，路小路，你和其他青工不一样啊。这句话我已经听白蓝说过了，现在又有人这么说，心里毕竟很激动，认为遇到了知音。我问海燕，我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其他青工都是看《淫魔浪女》，你看的是《悲惨世界》。我心想，我看《悲惨世界》就是为了体会一下，什么叫悲惨。海燕说，这本书很好，很励志的。妈的，悲惨世界还励志？

那天海燕从抽屉里拿出几本诗刊，说：“你拿回去看看吧。或许你会感兴趣。”这些诗刊不是图书馆的，是她私人的，工厂里什么杂志都有，就是不会有诗刊。我说：“写诗啊，不就是句子分行吗？”她说：“口气不小啊，写几个出来，让陈小玉登到厂报上去。”

那时候我想不到，自己写诗，还刊登到厂报上去，是件找死的事。我还以为很牛逼呢。原先厂里就一个海燕是写诗的，她很美，又很懂事，领导都喜欢她。在厂里人看来，她写诗是一种类似女红的活计。后来我成为糖精厂第二个写诗的人，但我是个电工，而且名声狼藉，别人把我当个傻逼，我自己还不知道。那时候胡得力看见我的诗，就说，这是不务正业的典型，应该把路小路送到糖精车间去，他就知道什么是诗意的人生了。

现在我知道，写诗的人有一种毛病，就是喜欢鼓励别人写诗。陈小玉和海燕发现了我的才能，但同时也把我送到了坑里。工人师傅遥遥地看见我过来，就冲着我大喊：“诗人！诗人！”我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干部看见我，一般不嘲笑我，而是用一种很冷的目光瞟我。我去上厕所，听见有人蹲在那里大声地读我的诗，然后把厂报搓一搓，用来擦屁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招来那么多嘲笑，起初我以为他们嫉妒我的才华，后来发现，他们根本把我当成是个写打油诗的。

当时我很后悔，自己没事找事，费了半天劲，其实是找死。现在我三十岁了，我已经不想为这种事情惭愧了。我二十岁的时候就算不在这件事上找死，也会死在其他事情上，反正都一样。一切都去他娘的吧。

有一天，我独自在化验室里换灯管。那些化验女孩说：“哟，路小路哎，现在是诗人。”我说你们不要取笑我了，我一个电工而已。那些女孩说：“你写得很好啊，很有李清照的韵味。”我想了半天，认为这是一种表扬，而且是善意的，我就很开心。为了报答她们，我把刚学来的一种游戏表演给她们看，这是我从夜大学来的，叫做笔仙。工厂里的女孩不懂笔仙，笔仙最初是在大学里流行的。

我对她们解释了一下，什么是笔仙，然后拉起窗帘，在桌上铺开一张纸，写上字，念叨了几句咒语。我和一个女孩握着一支圆珠笔，旁观的女孩都很紧张，小脸蛋都红了。这个游戏确实很好玩，用来泡小姑娘最合适不过。圆珠笔在一种神秘的力量下，慢慢地在纸上打转。笔仙出来了笔仙出来了，她们小声地发出赞叹。路小路你真神奇，你从哪里学来的，你一定要教教我啊。

后来，化验室的大门被哐当一声推开，一群干部从外面走进来。那些化验女孩尖叫一声，像松鼠一样四散而逃，瞬间之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桌子上，手里捏着一支圆珠笔，茫然地看着他们。我第一个看到的是胡得力，然后是倒B，然后是小毕，这使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在梦里。冤家路窄，也不能窄到这个程度。后来，有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走到我面前，他穿着不蓝不绿的厂服，而我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