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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跟他两个人大年三十从大洋出来，中途他下车到福州，约我初五到馆头，我回到家里，我老婆跟我讲呢，年货全部买了，是那个老王买的。此后才知道老历二十八王以晃跟我爸在一起，陪我老爸喝酒，他买了很多东西给我爸，还给我家里买了很多的东西，年货都备好了，才去找我回去过年，我听说后心里想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初五就如约去找他了。

我见到王以晃以后，他把我叫到他家去住，叫他女儿把他手上的手表脱给我，那时候手表很值钱，一架就要100多块钱，脱下来当时就给我戴上，把家里的毛线拿出来打羊毛衣，拿布给我做新衣服，从里到外把我换了一下，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有钱了有胆量，有衣服就有威，后来那一年在那边帮他推销，那是1974年，1975年，卖的钱我可以赚30％；我当初认为这已很高了，我会发财的。

我去推销都是王以晃把我领进门，教我到哪里哪里去推销。第一年我个人净赚了一两万元钱，而平常的日子都是王以晃亲自去安置我的孩子和老婆，给我家里买东西，他做这些事做了很多年。我们之间就是这样的关系，既一起做事情又互相帮忙。应该说王以晃不仅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老师。直到今天，我的用人之道还是当年王以晃教给我的——信而用之，用而任之。

我现在选人，第一选人品，因为能力是可以培养的，我认为，用了就要信任人家，你不要半用半不用，不过，我一旦发现这个人有问题，就会马上跟踪分析这个人的动机，如果确实属于动机不纯，我马上就会把这个人辞掉，我就是这样子。

我和王以晃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他死。现在他的几个孩子都在我的手下，他的二儿子后来考上武汉大学，毕业时我跟他说，你到我福耀来。现在他在福耀工作，水平很高，也已成家。

说起来，王以晃死得太早，看不到今天了。那是在1985年，他得了癌症。因为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所以得罪过很多人。在床上病了几个月钱都花光了，在他临死之前，他把我找去。

他得了肝癌，谁看了都不敢呆太长，可是我那天跑到他家，在一个床上跟他一起睡，头并头脚并脚，我觉得这才是朋友啊。他跟我说，他现在可以走了，但是长子已经订婚了，如果现在不给他办婚事，按照当地的规矩，他一死儿子就要守孝满三年才能结婚；可是如果马上办婚事，又没有足够的钱，不知道怎么办。

我就说：“马上娶，有办法，我来给你策划。”

我就去找当初一起做生意的朋友，那时候我已经在高山玻璃厂当厂长，我跟这些朋友说要他们赞助性地办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当初也是跟着王以晃做事的，所以都同意了。我先借来钱下聘金，办酒席，到结婚那天，朋友都争着送来礼金，这些收回来的钱不但办了婚事而且还有节余。

没过几天，王以晃就去世了，又过了几个月，他老婆也去世了。我觉得能让他和他的夫人放心地走，心里好受了很多。朋友不就是这样？想当年我去推销，老婆父母还不都是王以晃帮着照顾？我们那个时候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不只意味着互相信任，而且还意味着能够彼此“托付”。就是古代人说的“可以托六尺之孤”的“托”，而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种朋友，平常在一起吃吃喝喝，遇到一点事情，跑得比谁都快。

白居易在《琵琶行》里有这样两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和王以晃就是这样，以前我们不认识，偶然在一起喝过酒，然后他就到我家里，替我孝敬父母，给我买年货准备过年，又去工地上把我找回来，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我觉得要做朋友，就要做这样的朋友。□

张　跃：我只有为数不多的…

我很难把一个人叫做朋友，我一般把他们叫做熟人。

我只有为数不多的朋友。我想这也许是因为高素质的人，大家都不容易有时间，而交朋友是需要时间的，没有时间怎么可能互相了解呢？至于低素质的人，我永远也不会把他们看做是朋友的。我觉得财富是一定会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的，没有钱的人，比如像我以前，我就不能想象有钱以后人是怎样做人的，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我在有点成绩以前和以后，对事物的认识看法并没有什么改变。

我的朋友应该是那种各方面都比我强的人，他比我更有才能，比我情操更高，不论是审美趣味还是一些对生活的认识，他都比我高，这样的人，我才会认为他是我的朋友，我才会愿意和他交往，当然也需要我们彼此都有好感，不能是我单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