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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几十例外伤截肢手术。这些伤员都是由敌方游击队和农民同情者，包括妇女甚至小孩埋设的地雷和陷阱造成的。

然而，上述这些都不能作为为1968年3月16日事件开脱的借口。原来，我到越南前3个多月的一天，第十一旅的部队开进南中国海海滨的山美村。威廉·卡利中尉率领一个排将数百名老人、妇女、儿童，甚至还有婴儿从一个叫美莱的村庄驱赶进一道沟里射杀了。后来调查发现，卡利及其部下共杀死347人。我在日志里看到的那128名“被击毙”的敌人只是其中一部分。军事法庭查出卡利犯有预谋杀人罪，判处他终身监禁。不过，在尼克松总统干预下，其刑期改为3年舒适的软禁。E·梅迪纳上尉也受到了审判，他因准许打死约100名越南人而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和非预谋的杀人罪，但后来被无罪释放。那位沉默寡言的调查员那天下午询问我的事，将以美莱大屠杀之名留在人们记忆中。

在越南有很多事情都不对头，美莱事件只不过是其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一例罢了。因为这场战争拖了很长时间，而且并非每个被任命为军官的人都是当军官的材料。同样严重的是，职业军士的人数因伤亡也在急剧减少，而这些人恰恰是任何一支军队的基础力量，他们需要几年的军旅生活才能磨炼成才。为了能不征召后备役人员而打完这场战争，陆军在培养速成军士。我们称此类人为“速考军士”。找个二等兵，稍微训练一下，考验一两次，然后就宣布他是军士了。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肩负的责任远远超出其年龄和经验。有一些确实相当出色，令我佩服。然而，这么多未训练好的军官与军士加入部队，导致了士气、纪律和职业判断力方面的崩溃，导致了像美莱那样的恐怖行为，因为部队对似乎永无休止、鲁莽愚蠢的屠杀已经麻木不仁了。

我想起我们在战场上用的一个词“兵龄男子”。假如直升机发现一个穿黑色衣裤的农民，远远看上去有点儿可疑，那可能就是个“兵龄男子”。这时飞行员会作盘旋飞行并向他身前射击。他要是一动，其动作即被认为是有敌意的证据。下一个点射便不再是向他身前，而是向他身上打了。残忍吗？也许是的。但是，W·普里查德中校，一位与我在盖尔恩豪森一起服过役的能干的营长，就在从直升机里观察兵龄男子时被敌人的狙击火力射死的。而普里查德不过是许多人中的一个。作战的性质决定了你不打死别人，别人就会打死你。这便模糊了正确与错误的概念。

我这次服役期1969年7月结束，单从一个职业军人的角度看，可以说是成功的。作为少校，能在驻越美军最大的师里任作战与计划主任参谋，可谓一种殊荣。上级的鉴定对我评价很高，并授予我荣誉军团勋章。另外，格蒂斯将军为表扬我在直升机坠毁后营救过程中的表现还授予我军人奖章。这就是我的越南经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想让自己从这方面考虑问题，作为一名军人听从召唤，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甘心情愿地躺进士兵的墓地”。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眼界的开阔，我大脑的另一部分开始比较深入地剖析在越南的经历。1962年，我是踏着原则与信念的基石去的越南，后来却眼看着这块基石逐渐被含糊其辞、谎言和自欺欺人所侵蚀。我最初在盖尔恩豪森发现的极为有害的把戏，在我第一次去越南时已出口到了越南，第二次去时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拿“在敌对行动中阵亡”这样的用语来说吧。它抹掉了较为熟悉的“在作战行动中阵亡”一词明白无误的锋芒，似乎是为了不惊动国内的亲人，不让他们知道在那些稻田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两者之间的区别毫无意义，大概只有那些自欺欺人的官僚主义者们才能觉出个中奥妙，那些在敌对行动中阵亡的可怜的人们是绝对感觉不到这毫微差异的。又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期间，海军陆战队均是以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名义投入战斗的。在越南，他们被翻新成了海军陆战队两栖部队。为什么呢？“远征”一词容易使人联想到被运到海外去打仗送死。但是，两栖演习在北卡罗来纳海滩上就可以举行。我们除了欺骗自己之外，还能欺骗谁呢？多年以后，也就是在我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后，海军陆战队司令A·M·格雷将军抛弃了越南时代的糊涂说法，海军陆战队又离开祖国进行军事远征了，格雷使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恢复了原有名称。

越南时代的战备情况与训练报告一般都有浮夸，目的是为了取悦于人和掩盖真相，而不是为了作出评估与纠正不足。就像沃伯根湖的孩子们一样，每个人的成绩都“超过平均水平”。当权者们似乎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