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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廉价旅馆的房间里，为这个故事添增新页。

窗子是敞开的，不时传来外面车子的喧嚣声，震耳欲聋，也挺吓人的。我不断看着窗子，确定上面没有装铁栅栏。我晚上常常睡不好，因为尽管房租很便宜，这个床对我来说仍然太大，也太豪华了。我每天早上六点半便惊醒了，感到茫然和害怕。我常做噩梦，重获自由的感觉就好像自由落体骤然下降一样，让人既害怕又兴奋。

我是怎么了？你还猜不到吗？他们批准我假释了。经过三十八年一次次的听证会和一次次驳回，我的假释申请终于获准了。我猜他们放我出来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经五十八岁了，如此高龄，不太可能再为非作歹了。

我差一点就把你们刚刚读到的故事烧掉。他们会详细搜查即将假释的囚犯，就好像搜查新进犯人一样仔细。我的“回忆录”中所包含的爆炸性资料足以让我再坐六到八年的牢，除此之外，里面还记载了我猜测的安迪的去处。墨西哥警察将会很乐意和美国警方合作，而我不希望到头来得牺牲安迪来换取自己的自由——另一方面，我也不想放弃这么辛苦写好的故事。

这时候，我记起安迪当初是怎么把五百美金偷渡进监狱的，于是我把这几页故事以同样方法偷渡出去。为了保险起见，我很小心地重写了提到齐华坦尼荷的那几页。因此即使这篇故事被搜出来，我得回去坐牢，警察也会到秘鲁海边一个叫拉思因楚德的小镇去搜寻安迪。

假释委员替我在南波特兰一家超级市场找了个“仓库助理”的差事——也就是说，我成为年纪很大的跑腿伙计。你知道，会跑腿打杂的人基本上只有两种，要不就是年纪很轻，要不就是年纪很大。但不管你属于哪一种，从来没有客人会正眼瞧你。如果你曾经在史布鲁斯超市买过东西，我说不定还曾经帮你把买好的东西从手推车中拿出来，放到车上……但是，你得在一九七七年三、四月间到那里买东西才碰得到我，因为我只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多月。

起初，我根本不认为自己能适应外面的世界。我把监狱描绘成外面社会的缩影，但完全没料到外面的世界变化竟然如此之大，人们走路和讲话的速度都变快了，连说话都更大声。

我一时之间很难适应这一切，到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就拿女人来说吧。近四十年的牢狱生涯，我几乎已经忘记女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突然之间，我工作的地方充满了女人——老女人、怀孕的女人（T恤上有个箭头往下指着肚子，一行大字写着：“小宝宝在这儿”），以及骨瘦如柴、不穿胸罩、乳头隐隐凸出的女人（在我入狱服刑之前，女人如果像这样穿着打扮，会被当街逮捕，以为她是神经病）等形形色色的女人，我发现自己走在街上常常忍不住起生理反应，只有在心里暗暗诅咒自己是脏老头。

上厕所是另一件我不能适应的事。当我想上厕所的时候（而且我每次都是在整点过后二十五分想上厕所），我老是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想去请求上司准我上厕所，我每次都忍得很辛苦才没有这么做，心里晓得在这个光明的外面世界里，想上厕所的话，随时都可以去。关在牢中多年后，每次上厕所都要先向离得最近的警卫报告，一旦疏忽就要关两天禁闭，因此出狱后，尽管知道不必再事事报告，但心里知道是一回事，要完全适应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的上司不喜欢我，他是个年轻人，二十六、七岁。我可以看出在他眼中，我像只爬到面前乞怜、惹人厌的老癞皮狗，其实连我自己都厌恶自己。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真想告诉他：年轻人，这是在监狱里过了大半辈子的结果。在牢里，每个有权的人都变成你的主子，而你就成为主子身边的一条狗。或许你也知道自己是一条狗，但是反正其他犯人也都是狗，似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然而在外面世界的差别可大了。但我无法让这么年轻的人体会我的感受。他是绝不会了解的，连我的假释官都无法了解我的感受。我每周都要向假释官报到，他是个退伍军人，有把大红胡子，一箩筐的波兰人笑话，每周见我五分钟，每次说完波兰人笑话后，他就问：“雷德，没去酒吧鬼混吧？”我答说没有，咱们便下周再见了。

还有收音机播的音乐。我入狱前，大乐团演奏的爵士乐才刚刚开始流行，而现在每首歌仿佛都在谈性爱。路上车子这么多，每次过街时，我都心惊肉跳，捏一把冷汗。

反正每件事都很奇怪，都令人害怕。我开始想，是不是应该再干点坏事，好回到原本熟悉的地方去。如果你是假释犯，几乎任何一点小错都可能把你再送进监牢。我很不好意思这么说，但我的确开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