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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体例上，多从难点、疑点下手，深入掘进与突破，力避面面俱到与泛泛而谈。第三，以中肯细密的论析，推进了鲁迅研究中某些关节点的解决。如第十三章《兄弟失和》，就写得十分精彩和有说服力，尽释疑惑，可成定论。凡此种种，均见出作者功力之深厚圆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之谓乎？！

——严家炎

鲁迅先生曾经说，对自己喜欢的作家，除看他的专集，了解其文学史地位以外，“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读书杂谈》）。坊间鲁迅的传记已有不少，朱正先生说他就写了四本，但又说希望“这一本能够保存下去”。我以为他有理由作这样的期待。这本传记不仅集鲁迅史料研究成果之大成，而且作者也有自己的史料的独立准备；同时作者对这些年学术界关于鲁迅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的论争，更有独立的判断，如“兄弟失和”，“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鲁迅与新月派和胡适的论争”等，都在对事实的考释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作者对鲁迅既非仰视，也非俯视，而平视之的态度和眼光，或许更能给读者以启示。

——钱理群

鲁迅谈及自己，总在自嘲；他平生写过一两回小传，各数百字，事事一笔带过；他知道自己伟大，但无所谓，不自恋。朱正先生的这本《鲁迅传》，应该不是鲁迅传记的头一份，我不曾读过其它，无从比较起，而也似乎不必读，因鲁迅身后即被意识形态的涂料弄得不像一个人。朱正先生作传，平正宽厚，不知怎地使我想起鲁迅老友许寿裳。许先生与鲁迅太近，不及朱先生的有距离：这距离，是国家与时代付了多少代价才能有，其中连同鲁迅先生被扭曲的身后名。书中史料的选择与铺陈，竭尽全力，以目下能够公布与评说的程度，可谓用心良苦，尤以鲁迅晚年与周围诸人诸事的是非与纠葛，眼下暂且只能说到这一步。此后新的鲁迅传记，恐怕还会有吧，但愿晚来的作传者在比今天更为纵深宽阔的历史维度中，能够参看这一本。

——陈丹青

《一个人的呐喊》自序（1）

鲁迅的传记，我写过好几本了。

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开始读鲁迅的书，《呐喊》，《彷徨》，《野草》……一本接一本的，越读越有兴趣。别人写鲁迅的书，那时出得不多，已出的几种我也找来看了。那时，我就想给这位我敬佩的作家写一本传记。后来我意外地得到了几个月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动笔来写了。这就是1956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传略》。这一年我二十五岁。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情。一个人，没有读过周作人的书，没有读过胡适的书，没有读过陈独秀的书，能够去写鲁迅的传记吗？事实就是这样：我是在完全不具备必要的条件之时写了，并且出版了我的《鲁迅传略》的。粗疏肤浅，自不待言。特别是书中绝无自己的见解，完全是人云亦云。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本书不但是反映了我当时的水平，也是反映了当时研究界的一般水平，更是反映了当时所允许达到的水平。它在几个月之内印了两次，共计37500册。因为我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不再印了，现在看来倒是件应该庆幸的事情。

我的第二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鲁迅回忆录正误》。这是我看了许广平那本《鲁迅回忆录》，看到她书中说的许多都与事实不符，才决心写这本考证性质的书的。这书不是传记的体裁，按性质说应该算是传记一类吧。作这些烦琐的考证，是颇费时间的事情。正好这时我有的是时间。我解除劳动教养回家，因为开除了公职，成了无业游民，而父亲又管我的饭，我就有时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来考证了。也不记得一共花了多少时间。等到1979年我平反（标准的说法是“改正”）了，恢复了工作，这本书也就得到了出版的机会。幸运的是，这部书稿曾经得到冯雪峰、孙用两位前辈的指教和鼓励。

1980年我被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接触到了一些过去没有看到过的资料。这件事忙完，我就着手来修订《鲁迅传略》了。说是“修订”，其实旧本中的段落保存下来的不多，字数从旧本的十万增加到二十万。这书于198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又印了一次。

这期间，人民出版社编印《祖国丛书》，编者约我写了一本十万字以内的《鲁迅》。后来我把它稍加修订，并请王得后兄配上了大量图片，作为两人合作的成绩，以《鲁迅图传》的书名于2004年在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附带说一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