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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纳粹党当局的挑衅行动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没有爆发革命的迹象，不论这一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还是社会党的革命。到2　月初时，希特勒政府已经取缔了共产党的集会，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举行，就是受到了冲锋队打手的捣乱阻挠。

社会党的一些主要报纸一次又一次不断被勒令暂停出版，即使天主教中央党也没有逃脱纳粹恐怖。天主教工会领袖施特格瓦尔德想要在一次集会上讲话，遭到了褐衫队员的殴打。在另外一次集会上，冲锋队员打伤了好几个人，勃鲁宁不得不要求警察保护。在竞选运动中总＇191＇　共有51名反纳粹分子被谋杀，纳粹党方面声称他们也有18人被打死。

戈林兼任普鲁士内政部长一职的重要性现在开始为人所注意到了，他不管他的名义上的上级普鲁士总理巴本的约束，解除了普鲁士的好几百名共和派官员的职务，而代之以纳粹党人，其中大部分是冲锋队长和党卫队长。他命令警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冲锋队、党卫队、钢盔队为难，但是在另一方面却要无情对付那些“敌视国家”的人，他要求警察“使用武器”，并且警告说，违令者将受到惩处。这等于公开号召占德国2/3　面积的一邦（普鲁士）的警察开枪打一切反对希特勒的人。为了保证无情地完成这项工作，戈林在2　月22日成立了一支辅助警察部队，总共5　万人，其中4　万人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1　万人来自钢盔队。因此，普鲁士的警察力量就基本上操在纳粹党打手的手中了。只有没有头脑的德国人才会向这种“警察”要求保护，抵御纳粹恐怖分子。

但是，尽管这种种恐怖，戈培尔、希特勒和戈林所等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却没有“爆发出来”。要是挑衅的办法不能奏效，难道不能用捏造的办法吗？

2　月24日，戈林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共产党领袖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了，他们有些人已转入地下，有些人已悄悄地溜到俄国。但是地下室里还有成堆的宣传小册子，这就足够让戈林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搜获的“文件”表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但是公众的反应，甚至政府中某些保守分子的反应，是持怀疑的态度。看来很明显，在3　月5　日举行选举之前，必须找到一些更加耸人听闻的东西来惊动一下公众。

国会纵火案

2　月27日晚上，德国4　个最有权势的人分聚在柏林两处晚宴席上。在伏斯街的外人不得进入的贵族俱乐部里，副总理冯·巴本在款待总统冯·兴登堡。在郊外戈培尔的家中，总理希特勒来吃便饭。据戈培尔的记载，他们当时没有谈公事，只是听听音乐，聊聊天。“突然，”他后来在日记中说，“汉夫施丹格尔博士来了电话：“国会起火了！’我想他一定是说假话，所以连提也没有向元首提起。”但是在贵族俱乐部进餐的人距离国会却只有一个拐角。

突然［后来巴本写道］我们看到窗外有一道红光，并且听到街上有人在［192　］喊叫。有一个仆人匆匆到我身边低声说：“国会起火了！”，我马上转告总统。他站了起来。我们从窗口可以看到国会的圆尖顶，仿佛被探照灯照亮了一般。隔一会就冒出一道人舌和一团浓烟，使你瞧不清轮廓。副总理用自己的汽车把老总统送回家以后就匆匆赶到起火的国会。与此同时，戈培尔（根据他的日记）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假话”又想了一想，觉得有点不妙，打了几个电话以后知道，国会的确起火了。在几秒钟之内，他和元首就“以1　小时60英里的速度从夏洛登堡公路驰赴犯罪地点”。

他们一到火灾地点就马上宣称，这是一件罪行，这是一件共产党犯的罪行。

戈林比他们早到了那里，头上冒汗，嘴里喘气，兴奋得有点失常。据巴本后来说，戈林还赌咒发誓他说“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戈林对新任的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声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1　分钟也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国会纵火案的全部真相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能见诸天日了。凡是知道真相的人，今天几乎都已死绝了，大多数是在事后几个月中被希特勒害死的。

甚至在纽伦堡审讯的时候，这个案件的真相也不能完全大白，虽然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相当没有疑问地确定，布置纵火以图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正是纳粹党人自己。

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下面，有一条地下暖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