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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
继而,李斯又列举了许多来自他国而深受秦王喜爱的声色宝物,说明“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这等做法不是一个志在统一天下的有为之君的“制诸侯之术”。
李斯在文章中还总结出了一段千古传诵的名言:“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要有博大的胸怀,要任人唯贤,不要任人唯亲。如果将各国来到秦国的卓越人才都赶跑了,这些人便会到别的国家去建功立业。这等于自毁长城,将秦国的栋梁之材资助给敌国,是自己削弱自己而使敌人强大的愚蠢政策。
任人唯贤,这是老生常谈。而这四个字,切实做到却极不容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都是必须遵循的千古不易之理。
对于商界来说,能否做到任人唯贤,更是一个公司、一个单位盛衰的标尺。
李斯的这篇千古奇文,令秦王嬴政暗自叹服。
嬴政从善如流,收回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的官职。
此后,李斯成了嬴政最重要的谋士,官至丞相,为嬴政统一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正因李斯的一篇《谏逐客书》,使吕不韦的门客们免于被驱逐的厄运,也使秦王嬴政从此不再追究吕不韦自杀一案。
对于吕不韦之死,司马公在写完吕不韦的传记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最后,司马公发出了这样一句感慨:“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
“孔子之所谓‘闻’者”,指的是《论语》中的一句段话: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
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
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孔子的学生子张问孔子:什么样的士才能称得上是“达”呢?
孔子反问子张:你所说的“达”是什么意思?
子张说:就是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很有名气。
孔子说:这叫“闻”,不叫“达”。你所说的只是徒有虚名的人,并非通达之士。什么样的人才是通达之士?性格正直,为人好义,察人言语,观人脸色,常怀谦退之志。正因其在朝通达,在野亦通达,所以是通达之士。而所谓“闻”,即“名人”。表面上看好像是仁人志士,其行为表里不一,还自以为是通达之士。这类人善于结党营私,由于其党徒互相吹捧,所以他无论在野还是在朝,都很有名气,算得上是“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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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28)
司马迁认为,吕不韦充其量算是个“闻人”,不是通达之士。
在《史记集解》中,马融一语道破司马公的含蓄评论:“此言佞人也。”
原来,司公迁认为,吕不韦只不过是个奸佞小人罢了,绝不是通达之士。
“闻人”,原来指的是“佞人”。
有意思的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报刊上称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王一亭等人为“上海闻人”,这些“闻人”不学无术,还以为这是媒体对他们的誉词,欣欣然接受之而无惭色。
九
从一定意义上说,吕不韦的悲剧是必然的。
在专制体制下,功臣与专制暴君的关系是一个永远的悖论。一方面,在朝廷用人之际,专制暴君必须仰仗功臣;一方面,在局势安定之后,功臣“功高震主”,极易遭到专制暴君的敌视,双方互相猜忌,往往闹得不共戴天。
“伴君如伴虎,防臣如防贼。”这句总结功臣与专制暴君的关系的古语,可谓经典!
翻开中国历史,仿佛就是一部伴君驭臣史。历史上固然有刘备与诸葛亮、李世民与魏征等君臣和睦相处的典范,但毕竟太少。而且,即使是刘备与诸葛亮这样的被视为“封建社会中最理想、最完美的君臣关系”,也并不那么十全十美,他们之间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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