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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不想把“一个叫那多的记者发现了一本不是自己写的那多手记”这件奇怪的事告诉别人。

可是我又不可能把报社的同事一个个的问过来“请问赵跃有没有把他柜子的钥匙交给你”。

所以，在检擦了一遍柜子的锁，确认没有被撬开过的痕迹后，我就把这件事暂且搁置了。柜子里的东西被我全都扔进了垃圾筒，那本“那多手记”也就静静的躺在我电脑台的抽屉里。

其实原本还有一条路走，就是著名考古学家徐先，《那多手记之失落的一夜》中的另一主角，但我既然已经打算不去理会这件事，就没必要在横生枝节。反正这件事也没有碍着我什么，我干吗非得追查下去，最后要么一无所获，要么弄的一身腥。就算如我的第一反应，这件事和我脱不了干系，那么就等着事情来找我的那一天吧。

事实上，我很快就吧这件事忘在了脑后。因为在不久之后，我遭遇了一宗非常恐怖的事件，经历过这件事的当事人们，许多都在这件事结束后出国或离开了原先的生活环境，尽管我是一个神经相当粗壮的人，但也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入在此事的阴影里。如果看过《那多手记之凶心人》的朋友，就一定可以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怖。

而“凶心人”事件后，怪异的事件一宗接着一宗，似乎我一下子具备了能看破一切掩饰的火眼睛睛，相比较起来，我此前虽然也有一些经验，却可以称之为“小打小闹”，无论从事件的影响还是让常人难以接受的程度，都无法比拟。梁应物对我说：“你具有把特异事件凝聚在你身边的能力。”这个严肃的家伙他可是很少说这样笑话的。

有的时候，往往一件事刚刚结束没多久，我正喘息方定，还没来得及回味或向“同道”炫耀，竟又陷入另一宗当中。所以，实在是没有精力和时间来对这件事深究。

不过，受到《失落的一夜》的影响，我开始把自己的遭遇记录下来，也把他称之为“那多手记”。这算是剽窃么？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方式很不错，以我经历之奇怪，有朝一日能出版的话，说不定能赚比我工资更多的钱也未可知。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这是一种舒解压力的极好方式。当一个事件在我笔下逐渐还原的时候，这个事件带给我的负面情绪也随风而去了，我就象在看一个别人的故事，安静地旁观着。

时间到了2002年。

四月底的上海，已经有些热了。我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请柬是直接寄到报社总编办的，一个市政工程的招标会，对口的记者钱炯正好有个其他的会，时间上冲突，于是就由我去。

地方是在华亭宾馆二楼的一个会议厅。我到的时候距请柬上的开始时间已经过了一刻钟，但却正属有迟到习惯的记者们到场的高峰，记者签到的大红本子处站了好几个人，一个接一个签了名，接过主办方递来的礼品袋，新闻稿和不知什么礼品都塞在里面。

我签完名，接过礼品袋正要往会场里走，挨在我旁边刚接过笔要签名的记者，却有些意外的说：“那多？”

我回过头，却似乎并不认识他：“是的，你是”

他先龙飞凤舞的再红本子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再摸出名片递给我：“新闻晨报，赵跃。”

我楞了一下，然后才想起来。是他，那只柜子的前主人。

我笑了一下，还没想好该怎么说，他就问我：“现在晨星报该你跑市政条线了？”

“哦，不是，还是高一民在跑，他今天其他地方有个会分不了身，我临时代他，真是巧。”

边说我们边往里走，进了大厅，里面已经有人在发言了。

“等会儿结束的时候，我有些事找你。”赵跃略略压低了声音说。

我有些诧异，不过还是点了点头，找了个位子坐下来，翻看主办方附送的新闻稿和资料。而赵跃则和随他一起来的摄影记者混在了一起。

半个小时不到，我就有些坐不住了。所有的发言我手上都已经有了，台上讲话的人一点点的念，我早已经把材料翻了好几遍。似乎没什么值得挖掘的东西。耐着性子又听了一会儿，忽然一只手轻轻拍下了我的肩。

我转过头去，赵跃弯下腰问我：“你还要听多久？”

我会意的点了点头，起身和他一起离开。早前我就挑了个边缘的位置坐。所有的记者参加发布会都喜欢坐则样的位置，早退起来比较方便。

我见只是赵跃一个人，顺口问了一下他的摄影记者。

“照拍完早回去了，你待会还有什么事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