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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造反派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后来他们干脆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住居。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归去】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评誉】

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吴宓《空轩诗话》

吴世昌与唐兰纵论天下饱学之士曾大言云：“当今学者称得上博极群书者，一个梁任公（梁启超），一个陈寅恪，一个你，一个我。”

吴宓在哈佛初识陈就向朋友宣称“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统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也说陈寅恪“在汉学上的素养不下钱晓徵”。

傅斯年对陈寅恪这样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梁启超向人介绍陈寅恪说：“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后来梁启超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时说：他的著作“还比不上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说：“陈寅恪在现代中国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国外影响也很深远。”

日人白鸟库吉称其为中国最博学的人，却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

一位美国学者写《论韩愈》一书，特在扉页上注明；将此书献给陈寅恪先生。

胡适留美时的“文学知音”、现代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陈衡哲（莎菲，1893～1976）曾这样评论：牛津聘请陈寅恪，证明中国的学术，已经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但她又颇带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陈寅恪的学问，他在牛津讲学，能听懂的恐怕寥寥无几。

胡适说：“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季羡林说：“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

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吴宓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