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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蔡元培令人送去200元的工资,王国维却死活不收,因为他觉得虽为北大做事,但毕竟未受聘于北大,就不能拿工资。最后又是变通了一下,以报销通信教授邮费的名义,才让贫困中的王国维收下了这笔钱。
还有一次,北大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以示隆重。王国维又是一口回绝,理由是欢迎者有各式人等,中间免不了有道不相同话不投机者,他王国维不能接受他们的欢迎。好在北大见过的怪人也多了,蔡元培一笑了之,把欢迎仪式改成了有共同研究兴趣的教授与王国维的茶话会。
王国维的外表也总是严肃冷峻的。赵元任的太太杨步伟对他颇有些害怕。杨步伟是个直爽的大嗓门,但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清华大学的同事办了三桌酒席祝寿,赵太太硬是避让着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王国维性格淡泊,不喜欢与人交游,在清华除了讲书授课以外,一般不主动跟学生谈话。从来都是上完课就走,回到自己的西院住所,钻进自己的书房研究学术。但是如果有学生登门拜访或致函,不管是求教或是辩论,从来都是一律接待,不分老幼尊卑,而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有当时的东南大学的学生特意赴京求教,就住在王先生家里。在他看来,学术为天下之公器,不应该有门户之见,所以不管是不是自己的门下弟子,即使自己治学很忙,他都有问必答。在他执教清华的两年中不知道有多少清华学子领受了他的恩泽。
一次姜亮夫填了一首词,想请王国维帮自己看一看。他晚上七点半到王国维家,王国维看了之后说:“你过去想做诗人,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情感的产物,这首词还可以。”王国维便帮他修改,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在他改词的时候,姜顺手翻看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德文版《资本论》,姜看见书中用好几种颜色的笔打了记号。王国维看了看姜亮夫说:“此书是十多年前读德国人作品时读的。”姜亮夫当时感到先生不仅学问广博,思想也非常前进。晚上九点多,词改好后,姜亮夫告辞,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等姜过桥后他才回去,他对姜说:“你的眼睛太坏,过了桥,路便好走了。”闻此语,姜几乎落泪,此后一生难忘。
王国维的儿子王东明回忆父亲:“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那时收音机尚不普遍,北京虽有广播,顶多有一个小盒子样的矿石收音机,戴耳机听听,就算不错了。举凡现代的音响视听之娱,非当时梦想所能及。他对中国戏曲曾有过很深的研究,却从来没有见他去看过戏。”
王国维很少出游,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有一次和同事共游过西山,骑驴上山,玩得很高兴。
王国维不会画画,小孩子缠着要他画人,他只会一个策杖老人或一叶扁舟。他也会亲自教孩子读《孟子》、《论语》,讲解或听孩子背诵时从不看书本,讲解也不是逐字逐句地讲,讲完了,问一句懂不懂,孩子点点头,这一天的功课就算好了。
王国维穿着简单,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罩衫,系一条黑色汗巾式腰带,再穿上黑马褂,夏天只穿一件丝绸或夏布的长衫。平常只穿布鞋,从未穿过皮鞋,头上是一顶瓜皮小帽,即便寒冷的日子也不带皮帽或绒线帽。
王国维在上海居住时,家中时常有日本客人。王国维的孩子们当时都还小,很是淘气。他们知道日本人喜欢乌龟,就趁着日本客人不注意,悄悄地在客人背后的衣服上用白色的石膏粉印上小乌龟图案,然后躲在一边调皮地笑个不停。这情景王国维见了并不责怪。王国维的孩子们成年后才知道,他们开玩笑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物,而是学术研究上和王国维有密切联系的日本学者,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杰出的奉献,如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等。
一生浮泛情海的龚自珍,极擅借诗词来摹状男女情感纠葛,晚年写有一首轻盈绰约的绝句:“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王国维读后,斥之为:“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注:龚自珍学究天人,才华宏富,作诗多缠绵悱恻、婉约生姿之句,行事则任兴驰骋,风流不羁。如:当时科举取士,看重方正乌亮的“馆阁体”书法,龚因不善书而不得入翰林,竟教其女、其媳、其妾、其宠婢悉学“馆阁体”,逢人言及翰林,龚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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