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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希腊，人们不仅重视人口的数量，而且很重视人口的质量，特别在斯巴达更是如此。斯巴达人生了孩子，会把孩子放在雪地里，如果冻不死，再抱回来抚养。对这种现象人们也许有所了解，但还有一种现象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根据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的记载，一个做丈夫的“暂时将自己的婚姻权利交给另一个性功能比较强盛的男子，以便让自己的妻子能生下几个特别健康漂亮的孩子，却又不会使自己的家庭婚姻关系遭到破坏”，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罕见。普卢塔克将斯巴达人的婚姻视为配种，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婚姻的目的是尽量多生子女，而且要繁育优秀人种的后代。

这种为了繁衍人口和优生而让别的男子钻进自己老婆被窝的做法，令古代和现代中国人大惑不解。中国人也很重视生育，尤其是在古代，但是中国人更重视血统，古代的中国男子如果没有孩子，娶小老婆或是租一个“老婆”生孩子的事多有发生，但是让自己的老婆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这叫“借种”）的事很少，而且为人所不齿。这是因为在父系社会中，父系的血统不能乱，如果一个丈夫的子女不是出自自己的血统，那么“事香火”、“延宗嗣”的人就不对了，私有财产也会落到“野种”孩子的手里去了。　。。

第三章　妇女和婚姻（9）

中国以上的情况是就总的情形而言，在实际生活中，“借种”的事也有。追求生育，有各种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有许多人是为了传宗接代，有些是为了家庭快乐，有些是为了老来有靠。也有一些女子追求生育，是为了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中国古代的富贵之家，有的妻妾无子或殇子，或生子体弱多病、体质不佳，妻妾们有时就去“借种”，生了孩子以后的地位马上今非昔比了。

这种情况在古书上有记载，如宋人《苇航纪谈》记载，南宋宁宗嘉泰年间，内臣李大谦在杭州九里松玉泉寺侧建功德寺。有个受雇的漆匠张某，有天晚上在外洗澡回家，路上遇到一老妪，老妪说要引他去个好地方，左拐右绕到了一个屋中，进来一个尼姑，又提着灯笼引他曲曲折折地来到一间华丽的屋中，陈设十分气派。张某惊住了，也不敢多问。尼姑领进一个美丽华贵的妇女来，共进晚餐，那妇人一言不发，尼姑则频频夹菜劝酒。酒足饭饱后尼姑把灯烛携带出房，把门锁上，这漆匠就和那妇女发生了性关系，在全过程中这妇女仍不说话。事毕之后，尼姑则把张某送走，左弯右绕了好久，才到了当初遇到那老妪的地方。张某以后和人谈起这番艳遇，以为是遇到了鬼；别人却说这是为了“固宠借种”。

宋人王明清在《投辖录》中说：神宗、哲宗时拥护王安石变法的尚书左仆射章年轻时也曾有过类似的被“借种”的遭遇，但来就枕的女子有好几个，章差点没有累死，后来还是一个年纪较大的姬人偷偷地放他出去，才捡回一条命。

这种“借种”的事多发生在富贵人家的妻妾之间，这是有原因的。有的是空房难守，为满足性欲而饥不择食，但这不叫“借种”，“借种”主要是因为缺少子嗣。

古代也有乡下妇女向较高层次的男子“借种”的事，这不是由于缺嗣、固宠，而是为了“优生”。据清人梁恭辰《池上草堂笔记》卷二记载：衡山有个姓谭的人，辞去县官之职回乡，有一次下乡收租，见一佃户之妻长得好看，就勾引她。女子不从，反把此事告诉婆婆。婆婆说：“似此富贵之家，谋其风水犹恐不得，今来就你，有何吃亏，而反不从耶？”媳妇答道：“恐夫见责耳。”婆婆说：“我先为你言之，无虑也。”第二天，谭某再遇到这个女子，加以调戏勾引，这女子就不抗拒了。

但是不论怎么说，古代中国存在的以上现象还是极少数和个别的，大户人家的妻妾“固宠借种”是偷偷进行的，这种事如果被丈夫知道了，自己的女人生下了一个“野种”，不要说“固宠”了，可能这个女人连命都没有了。至于《池上草堂笔记》所记载的，当时算是一件奇闻，所以才大书特书。

古希腊人之所以较普遍地存在“借种”现象，可能是因为父系制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还不是太强，男女关系还不像中国人这么严格。加上他们把后代体质的强弱看得高于一切，这还可以通过许多现象表现出来。在古希腊，如果哪个男人感到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太单调了，想调节一下生活，可以投入妓女的怀抱以寻求刺激，或是和一个漂亮的男童交往以提高日常生活的乐趣，他不会因此而被社会舆论所指责。古希腊人从来不提我们现在称之为私通的行为，因为在那个时候，做丈夫的男人决不会想到婚姻就意味着放弃美的